言说空间的折叠：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隐喻——以赖和、杨逵、吴浊流为例

隐喻是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一种重要书写策略和修辞方式。通过以赖和、杨逵、吴浊流三位台湾作家的代表作为研究对象,从作品命名、文本情节、小说人物和事物等角度阐述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隐喻形式,并对这一修辞行为的历史语境作了考察。     

腐败“间歇期”：值得关注的反腐新视角

腐败一直以来都是民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反腐倡廉。从所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可以发现很多贪官在踏出“第一步”后,都有一个腐败“间歇期”,只是时间长短的不同。如何让腐败在“间歇期”戛然而止,减少腐败造成的损失,是值得关注的反腐新视角。     

严万里《商君书校》校勘特色平议

<商君书校>一书,以其校勘的精审、方法的缜密见长.著者淹博通贯,小学根底扎实,且熟谙于朴学家校治古书之法,因而在校勘的实践中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校勘上搜罗宏富,征引广博,在指出诸本文字差异的同时,抉择按断,兼下己意.不盲从古本或善本,敢于大胆发疑,刊改漏失,补苴未备,提出了若干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校勘文字,大胆审慎,...     

杨义诸子学研究平议——以“诸子还原”四书为中心

杨义先生近年来的诸子学研究显示出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并已经形成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不久前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四部著作新意迭出,论证扎实。四书采用了"全息"、"生命"、"还原"的治学研究方法,从身份确认到思想脉络,从文本考辨到文学特色,杨义先生对于先秦诸子研究中的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或者几个,而是一连串的综合性学术问题,有的是千百年来聚讼纷纭的疑难命题,有的则是前人很少或者几乎是没有关注过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甚至都可以称之为中华文明的"超级命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得到推进与解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先秦诸子,破解中华文明源头的文化密码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在对先秦诸子研究过程中,杨义先生始终坚持"大文学观"的治学思路与学术实践,可以说这四部书是其一贯的治学理念在诸子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体现。     

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之理论差异

陈衍和沈曾植均为近代同光体之代表诗人。作为同光体的理论家,陈衍最重要的诗学主张就是所谓"三元说",即学诗应该以盛唐开元、中唐元和、北宋元祐诗人为楷模。然沈曾植在与陈衍论诗、得悉陈衍"三元说"内涵并为之诠释后,又提出"三关说",即学诗应该打通"三关":宋之元祐、唐之元和、晋之元嘉。过去讨论同光体,着重在其成员创作和理论的共性特点,对其间所存在的差异,论述不多。其实,作为近代人员最多、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内部无论创作,还是理论,都有差异,尽管他们都集结在学宋的大旗之下。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的差异,首先是学习的对象不同,"三元说"有开元,而"三关说"将其易为元嘉;其次是学习的时序不同,"三元说"是顺下,"三关说"是逆上;再次是学习的内容不同,"三元说"仅局限在诗歌的范围内,而"三关说"则将写诗之功夫,拓展到儒学、玄学和佛学,即学术的范畴,同时,又与时代之现实内容挂钩。     

行动学习视角下外语教师实践性知识构建研究

参考Elbaz提出的教师实践性知识分析框架,以两位高校英语教师为个案,从行动学习的视角探究高校外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构建途径,以期为高校外语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提供相关启示。     

民营企业家子女（中学生）学习状况的调查报告

采用自编问卷,通过对382名民营企业家子女（中学生）的问卷调查,从校内学习情况、校外学习情况、学习兴趣、作业考试情况、学习心理状态以及对自我学习的期望和要求等六大方面考察了民营企业家子女的学习状况。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家子女的学业负担较重;民营企业家子女的学习兴趣不强,学习自觉性较弱;民营企业家子女的学习心理状态不佳。研究认为,了解这些后果及其产生原因,可为探讨改善民营企业家子女学习状况、促进其健康成长提供科学依据。     

严复与“同光体”成员的交往

严复与＂同光体＂成员关系密切,他与郑孝胥的交往长达数十年,与陈三立相见较晚但惺惺相惜。严复诗风亦受＂同光体＂影响,可谓宋诗派外围成员。在政治思想、文学思想上,严复与＂同光体＂成员也多有契合之处。从严复和郑孝胥、陈三立等＂同光体＂成员的交往亦可窥见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近代士大夫的分化情况。     

林森法治理念及实践

林森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就注重运用法律维护人民权益,尤其是在领导福建学生会收回福建矿产等利权、在江西帮助被外国巡捕棍毙的乡民打赢官司的斗争中善用法律,成效明显。林森认为要从根本上维护民权,＂当求之于法治＂。他在担任参议院议长期间,主持《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初步奠定中国近代法治基础。他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极力主张实行＂民治的政治＂,＂法治的政治,而非人治的政治＂,强调＂促成宪政,实现民主政治,为建国的首要目标＂;全国上下都要养成法治的习惯。他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法治精神,对国家典章,躬先守法践履,安于＂虚位元首＂的法律定位,不争权,不逾矩,更不以权谋私,＂足为国家法治,垂之典范。＂     

论新时期大学生党建工作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学生党建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亟待改善的问题,加强大学生党建工作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文章认为,我们应把握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从加强大学生思想理论建设,完善发展新党员的培养与考察程序,加强大学生党员教育管理三个方面加强大学生党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