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炀帝的诗歌创作

隋炀帝兼备多重身份：皇帝、文士和佛道信徒，这些不同的身份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隋炀帝还特别喜好南国风光，他的诗歌与南方水乡的旖旎风光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代帝王，炀帝在隋代诗坛上具有的特殊的地位。他既是一位融合南北文风的作家，又是一位转变风气的诗人。     

迷狂魂灵的温情拯救和苦难的诗意表达——电影《泥鳅也是鱼》的审美文化分析

影片《泥鳅也是鱼》运用充满能指意味的影像语言,生动地诠释了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生命意志理论。同时,影片认为艺术和禁欲并非救赎苦难的良方,似水温情才是这群风雨飘摇中的民工赖以寄托希望的美丽港湾。     

宋代词人对魏晋风度之饮酒疏狂的隐性接受

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得到表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饮酒疏狂,对此,宋代词人在行为处事上都存在着隐性接受。唐宋词中＂酒＂的意象往往不是孤立出现,而是伴随着以疏狂为代表的文人化情感与行为方式。     

苏轼“史论文”简论

苏轼的史论文数量众多,质量上乘,主要包括论历代人物和论历史事件。前者论述了先秦至唐朝的众多历史人物,重点是先秦秦汉人物;后者则以其《正统论》最为有名。苏轼的史论文在形式上笔势纵横,议论横生,极具感染力;在思想内容上喜言得失成败,罕及纲常伦理。不仅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对宋以后的历代史论文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丁玲与杨绛创作比较论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为主流文学和边缘文学的作家,同时代的丁玲和杨绛是极具代表性的。在中国文学史的宏大视野中,用比较的方法进一步研究丁玲和杨绛,可以看到不同人生道路和性格心态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概貌。     

从“名人秘书”苏轼谈秘书的写作能力

苏轼的秘书生涯以及文字在他漫长的从政生涯中发挥的作用,使他成为一位＂名人秘书＂。他卓越的写作能力和写作精神,对现今的秘书人员来讲,都具有指导意义。从秘书学的角度来解读古代文人苏轼,也有助于对苏轼进行全新的诠释。     

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二)

杨氏家族统治播州长达七百二十五年,见证了中国古代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几个阶段。根据其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特征,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文章梳理第二时期的历史沿革,认为这是杨氏家族统一,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与中央政权关系密切的时期,也是杨氏土司发展走向强盛的时期。     

苏轼“以文为四六”与北宋中后期的骈散共存

苏轼在文章改革上,采取的是＂以四六为文＂、＂以文为四六＂的办法,将四六对句运用于散行之文中,在古文创作中融入用典,把＂道＂与四六联系在一起,解决了四六内容的贫乏。在苏轼的影响下,宋代文章已经形成了一个独有的特色,即章奏表启类作品多用四六,其他文章多用散体,实现了骈散共存。     

杨义诸子学研究平议——以“诸子还原”四书为中心

杨义先生近年来的诸子学研究显示出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并已经形成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不久前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四部著作新意迭出,论证扎实。四书采用了"全息"、"生命"、"还原"的治学研究方法,从身份确认到思想脉络,从文本考辨到文学特色,杨义先生对于先秦诸子研究中的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或者几个,而是一连串的综合性学术问题,有的是千百年来聚讼纷纭的疑难命题,有的则是前人很少或者几乎是没有关注过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甚至都可以称之为中华文明的"超级命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得到推进与解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先秦诸子,破解中华文明源头的文化密码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在对先秦诸子研究过程中,杨义先生始终坚持"大文学观"的治学思路与学术实践,可以说这四部书是其一贯的治学理念在诸子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体现。     

南朝宋郑缉之《东阳记》考述

郑缉之《东阳记》是较早的古代地记作品,或于南宋时亡佚。在今人刘纬毅等辑本之外,补辑得《东阳记》佚文数条。并在此基础上,对《东阳记》佚文价值进行了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