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丹现象"看图书馆如何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服务

论文通过对"于丹现象"及其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剖析,阐述了图书馆在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图书馆加强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服务的建议。     

俞庆棠民众教育思想对现代成人教育的启示

民众教育家俞庆棠先生一生致力于民众教育研究与实验,她的很多教育理论与经验都值得我们今天的成人教育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目前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更值得成人教育实践工作者与研究者思考。     

以文学和以舞台表演为取向的剧本翻译的差异——对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两个中译本

朱生豪和曹禺分别以文学和舞台为取向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两者在人名、称谓语、旁白、委婉语和禁忌语，乃至押韵等的翻译决策上表现了明显的差异。这是两人翻译时代背景和译者主体意识差异的结果，也是戏剧文本的综合性的体现。在多元媒体时代，两种翻译策略和实践都具有很高价值。     

韩愈诗歌以丑表意探究

韩愈是中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一位诗歌大家,其诗歌有着"险、怪、奇"的风格倾向,呈现出以丑表意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韩诗中的丑之物、丑之事,怪癖字、奇语,光怪陆离的想象,以文为诗的写作手法等方面。韩愈诗歌中以丑表意主要受到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二次被贬的仕途经历;二是诗歌本身发展的规律和当时的时代风尚;三是前人创作经验和友人孟郊对其的影响。韩愈诗歌以丑表意的特征对同时期诗人孟郊、卢仝等,后世的李渔、苏轼等有很大影响。     

从余华和村上春树看中日文学中的无常观

余华和村上春的作品,可以从无常观的角度来解读。中日两个当代作家传承了各自国家的文化传统,它们的代表作所表现的意趣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两者在表现东方式的无常观时,前者多着力在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后者侧重于在个人心灵本真上感悟生命的意义。前者的笔调冷峻有余,后者则更显轻灵。通过其表现无常观的异同,我们能进一步领略中日两位作家的创作艺术与各自传承的文学传统的异同。     

石涛“一画”论的艺术哲学本体论研究——石涛《画语录》画学理论体系研究之一

石涛《画语录》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重要著作,"一画"论是其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与理论基础,其内涵外延具有数理、事理、道理的含义,更具有本质、本元、本源等哲学本体论意义。"一画"论既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老子"道生一"、庄子"自然""无为"思想基础,又立足于"画从心"、"乃自我立"的独创性精神,以"一画"构建了本体论、源流论、体验论、创作论、方法论、笔墨论、蒙养论等画学体系。     

罗洪先的《皇经集注初纂前序》及其价值

明万历年间,山东道士周玄贞集录的宋元以来《高上玉皇本行经》的各种注解,编成《皇经集注》。万历十三年冬罗洪先审阅《皇经集注》后,作《皇经集注初纂前序》。由于《皇经集注》是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主持的《万历续道藏》编纂工作的组成部分,而罗洪先是《皇经集注》审阅者,可见明代阳明心学与道教不仅存在着思想上的交融,而且阳明学者与嘉靖万历年间的道教团体之间存在着人员之间的交往。因此,该文是研究阳明学者与道教关系的重要资料。     

浅析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权的关系

南朝刘宋政权的建立者刘裕凭借非凡的武略和胆识,在东晋末年纷乱的政局背景下,依靠其亲手重振的京口集团力量,通过一系列征伐活动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抢占了非常有利的政治地位,以致最后移鼎称尊、覆晋建宋,成就易代大业。随着刘宋政权的建立,京口集团的势力也发展到了顶峰。然而“月满则亏”,入宋以后,由于多种因素,京口集团的力量开始遭到削弱,该集团政治地位逐渐衰落。直到南朝齐梁之际,京口集团最终走到了历史尽头,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国家主义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余家菊《中国教育史要》述评

余家菊是近代颇有影响的教育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全力宣传和推动国家主义教育闻名于教育界。他对中国教育的诸多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也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且硕果累累。余家菊十分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分别对孔子、孟子、荀子、陆九渊等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撰写《中国教育史要》专著一部,但这部专著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事实上,研究余家菊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著述,特别是他的《中国教育史要》,对深入理解和全面评价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会有很大帮助。     

赵瑜报告文学论

作为跨越1980年和1990年代的报告学作家，赵瑜有着独特的创作理念。他的本由早期的对地域性或行业性具体人、事的描述上升到对社会公共话题的宏大叙事，并显示出独特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其艺术建构的先锋性和包容性，生动地体现出晚近20年报告学体嬗变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