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曹禺话剧语言艺术的个性化和动作化

20世纪30年代曾禺的<雷雨>等话剧创作标志着我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在话剧语言艺术上.他充分发掘了"话"的表现力.使语言个性化和动作化.     

《左传》《国语》程度副词比较研究

程度副词是汉语副词中的一个重要次类。文章选取先秦时期的两部重要典籍《左传》和《国语》,总结两书的程度副词系统,将程度副词分为表示程度高、表示程度变化和表示程度轻微三类,在此基础上对两书程度副词分别进行描写、统计并加以比较,由此可以总结两部专书乃至先秦汉语程度副词的特点和用法。     

郁达夫的南洋诗散论

思念故园的归乡情结、国破家亡的感伤情怀与恢复河山的爱国情操，构成了郁达夫海外旧体诗创作的主要内容。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生活环境，造就了郁达夫诗歌特殊的风貌。其中所包涵的满腔热忱与赤子之心，最终完成了诗人自己生命的绝唱。     

论曹禺戏剧的象征主义色彩

曹禺戏剧成功运用了象征手法,无论在主题展现、形象塑造、环境设置、结构安排等方面,象征色彩都非常明显,这种表现手法贯穿于曹禺整个话剧创作。这些手法的运用,使曹禺戏剧的风格热烈而激荡,内容深刻、含蓄、富于哲理性,洋溢着一种缠绵淡远的诗情画意,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郁达夫小说中诗词文本的互文性及其文化意义

在小说中插入诗词是郁达夫感伤型文本的一种经常性的构成方式，散体白话文引入诗歌体语言，这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是一种他性文本的引入，也就是文本的互文现象。在新文学文体的开创期，这种文本的互文见义又具有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郁达夫小说中的这种互文体形式，实际上表征着郁达夫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在新的文体写作中所要处理的一些问题，如中西文化的调和，传统和现代对接等等。     

民国时期韩愈研究的新变及意义

韩学研究经过清代的巅峰阶段后,进入到一个风云动荡、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民国。民国时期的韩愈研究一方面继承前代优秀成果,一方面不断追求创新,在韩集整理与校注、生平思想研究、诗文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多成果,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诸如在研究主体、研究方式、研究重心、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阶段性方面都发生较多新变,形成了韩学研究史上又一个小高潮。考察此期的韩愈研究状况,对韩学史研究、民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以及中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间视域的生存景观——论余华1990年代以来的几部小说

余华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致力于营构社会底层民众生存的宏阔斑斓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悲喜交加、美丑混杂、善恶并存的世界，人的命运充满难以捉摸的变数。厄运与灾祸常不期而至，生活的窘迫和苦难如影随形。对此人物却总能坚韧地坦然忍耐、泰然处之，始终持守好好活着的生存理想。文本中人性光芒的闪耀和充溢于字里行间的脉脉温情，体现出作家对民间深挚的人文关怀，促使人产生关于形而下的生活和形而上的命运与生存、精神与理想的深刻思考。     

韩愈诗歌"奇""丑"用语的美学意义

韩愈以其奇险的诗风成为唐代诗坛第二次新变的代表之一."奇"语和"丑"语的大量运用,一方面形成了韩诗奇崛瑰怪的诗风,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新路;另一方面,过于追求奇险,流于文字游戏,又降低了中国古典诗歌美的特质.     

难民与诗圣——余光中笔下的杜甫

基于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和历史归属感,余光中以特定的视角,在《湘逝》、《不忍开灯的缘故》与《草堂祭杜甫》中,为杜甫塑造形象。余光中造像时,特重杜甫的内心世界;其《湘逝》一诗,更以第一人称的＂独白＂方式叙述,与咏写其他诗人用示现呼告——以＂你＂直呼——的＂谈心＂方式不同。这种更贴近余氏自我的手法,隐约有说杜甫就是谈自己的意涵,更显示杜甫对余光中的意义非凡。余光中用杜甫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加以点染转化,为诗圣塑像,因为这些诗句就是杜甫的＂符号＂,最切合杜甫本人。杜甫暮年栖栖遑遑往来于山城、泽国间,余光中从情、理两端,设身处地去揣摩杜甫的心境,刻画非常细腻。他凭一样＂向北的心情＂（就是北望中原的思归之情）,以＂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与＂历史成就最辉煌的诗圣＂之强烈对比为主轴,咏写杜甫,与一般添彩附丽的颂歌不同。     

涵融魏晋戛戛独造--试论张裕钊的书法艺术

张字的特征:一.字形狭长,近欧体.二、里圆外方.三、内紧外驰,疏密分明而下档留空.四、欹斜取势,摇曳生姿.五、转折劲挺,重点突出.六、偏旁部首处理与众不同.七、凡带"门"的左竖均向外突出.八、点落如磐,干脆利落,藏锋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