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者必提其要”的三种解读

韩愈《进学解》一文提出的＂记事者必提其要＂为学方法,千古以为美谈。然而细细考究,这个概念含义并不明确。前人对＂记事者必提其要＂做了各种阐释和解读,经过梳理,认为它大体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即对史籍一类的著作要抓住其纲要;采摘经史,据事以类义;整理史实要含咀英华、删除冗赘。     

金克木晚年散文的核心言说对象——文化

晚年的金克木把笔触深入到文化的层面，通过对历史与现今文化的回顾、比较及分析，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进行挖掘与展望。金克木喜欢对历史人物重新进行议论，而他的评价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定位往往不同，而且有的人物还是我们所不熟悉的，金克木对他们的评价总以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那就是文化意义。因为金克木的写作目的很明确，为时下的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把脉。     

金元时期山东词人入声韵分部问题新考

数理统计的方法表明，金元山东词人入声韵应该分为月帖部、药铎部、屋烛部、昔职部、质物部5部，而不是像李爱平、宋洪民所分的3部。     

碑志文献与方志著作中的辽金佚诗

辽金二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汉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繁盛的面貌。就两朝诗歌的辑录而言,阎凤梧、康金声主编的《全辽金诗》是较为完备的著作。但还有一定数量的辽金诗歌仅保存在碑志文献与方志著作中,并没有收录进《全辽金诗》。为使辽、金诗歌的辑录更加完备,兹对碑志文献与方志著作所保存的溢出《全辽金诗》的26首辽、金诗歌进行补遗。     

试论经济观念对齐法家和三晋法家政治理念的影响

三晋法家和齐法家同为法家 ,但政治理念却不相同。齐法家是理性的、有序的君主专制 ,三晋法家是绝对的、极端的君主专制。表现在司法上 ,齐法家把法律置于君主之上 ,三晋法家则将君主置于法律之上 ;在君臣关系上 ,齐法家主张君臣互相约束 ,三晋法家则要求臣绝对服从于君 ;在刑罚的使用上 ,齐法家按罪配刑 ,求之公平 ,三晋法家按需配刑 ,求之效益 ;在治国的宗旨上 ,齐法家主张富民而治 ,三晋法家主张民贫而治。文章从经济观念角度分析了产生差异的原因 :齐法家重视并发展工商业是其理性、有序的政治理念产生的基础 ,而三晋法家对工商业的强力抑制只能产生极端专制的政治理念。     

民粹主义与巴金早期的创作

民粹主义源于俄国 ,它与无政府主义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时代的误读 ,巴金在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同时 ,也深受民粹主义的感染。民粹主义在巴金早期的作品中留有鲜明的印记     

于丹品牌出版：十年主题流变与未来走势

回顾于丹自2006年国庆7天,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论语〉心得》的作品出版情况之后,关注于丹十年出版,分析于丹媒体形象和品牌延伸的二元互动,探讨于丹品牌出版的十年主题流变与未来走势。     

斯人远矣漫平章——金庸小说之文化价值及其他(上)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五百年后的《水浒传》"。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一个成功的范例,这些优良传统主要体现为仁者的胸次、义者的肝胆,智者的情趣和勇者的气魄。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方面注重传统文化的吸收,一方面把现代普世的价值观引入到古代的题材中。金庸的作品还善于将古典与现代手法融于一炉。金庸作品的成功还得益于其与传媒"四轮驱动"式的成功互动。     

刻在被扭曲灵魂上的悲剧——吴敬梓《范进中举》与鲁迅《孔乙己》之比较

范进和孔乙己是中国文学史上两个典型形象,他们的遭遇浸透了封建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悲哀,范进的可悲,在于他的精神已被封建科举污染;而孔乙己的可悲,则在于他的性格已在封建教育中变形。从他们的人生遭遇、个人追求以及周围人对他们的态度等方面,都能反映出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毒害。     

理学方法和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

诗学理论中的"性情"说,发展到宋代,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北宋的中后期开始,理学思想及方法对于诗歌理论和诗学方法的渗透,儒家传统诗教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内涵,因理学的观念和概念的提出而扩充了.其中首先是对"发乎情志"的界定.此时的"情志",已经不是原先单纯的出于自然的诗人个人情感,而是所谓合乎"天理"的"自然",这样,诗人的自然之情便要受到某种制约,而不是像先前那样,是随意的流泻.这里藏伏下来的因素,日后便成为后代诗学方法中,强调"性情"与"法度"统一的先兆.诗学理论与实践中,所谓的"自然"与"法度",或者"性情"与"法度"的统一,在"理"和"道"的层面上,根本无法实施,而只能落实到具体的诗歌技巧如"平仄"的运用中去.理学范畴中的矛盾最后导致诗歌创作实践中摹拟措施的产生.严羽及<沧浪诗话>中的许多观点的形成,都与宋代理学观念与方法有联系,而并非仅仅是"以禅喻诗".甚至可以说,严羽只是对前期深受理学方法影响的唐诗观的一次专业性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