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武职官受鄙夷原因初探

魏晋南朝的武职官，官位较高，在朝中的班次较前。地方武职官，较之民政官，品秩更高，职权更大。所以武职官政治地位较高。由于政治地位占优，经济地位也占优。但魏晋南朝人们对武职官则是轻视与鄙薄。这不在于武职官的地位，而主要关乎人们的观念。这些观念与士族的文化条件有关，也与这一时期的清浊观念有关，还与个人好尚有关。实际上，士族也离不开军功，武力。     

从语言看金庸如何塑造韦小宝

金庸塑造的众多小说人物形象中,《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个,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在韦小宝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许多人的影子,但他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实实在在的人。拟从韦氏语言的特色来分析韦小宝的性格特征,进而管窥中国俗文化。     

六朝道教中的“清”思想

清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内涵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获得不断的扩充,由简单的对天、水等物质的形容词,发展成为具有哲学宗教内涵的重要概念。六朝作为中国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特征是这个时期大量道经被造作;道教吸收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引进儒、佛两家思想,充实自身理论。而道教对自身理论的提炼和总结,则反映在新出道经中。"清"的概念不断在新出道经中出现,并作为一个重要的核心观念,成为六朝士族道教标榜自身宗教特质、区别汉代以来的民间道教的重要特征。"清"的观念还直接影响到以后道教教义和道教宗教实践,在教义中主要的体现就是戒律,而在宗教实践上就是道教徒在斋醮与修炼的实践过程中追求"清"的价值取向。     

韩愈诗歌以丑表意探究

韩愈是中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一位诗歌大家,其诗歌有着"险、怪、奇"的风格倾向,呈现出以丑表意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韩诗中的丑之物、丑之事,怪癖字、奇语,光怪陆离的想象,以文为诗的写作手法等方面。韩愈诗歌中以丑表意主要受到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二次被贬的仕途经历;二是诗歌本身发展的规律和当时的时代风尚;三是前人创作经验和友人孟郊对其的影响。韩愈诗歌以丑表意的特征对同时期诗人孟郊、卢仝等,后世的李渔、苏轼等有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的时代特征

汉字发展演变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魏晋南北朝是汉字由隶书发展成楷书的重要历史阶段,该时期的碑刻文献真实地记录了汉字这一历史嬗变的过程。其文字特征表现出造字方法出现新的时代取向,楷书为主而众体相杂,笔划构件增减改换,假借衰落而代之以专字,字形同化讹混,其结果造成异体丛生。     

鱼玄机入道原因揭谜

在唐代,道教极为兴盛,女性入道盛极一时。这种现象既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原因,又有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鱼玄机作为一名女道士,除了受社会原因的影响之外,还有其自身原因和经济上原因。     

叙述角度转换中的悲剧呈现——以《家》、《憩园》、《寒夜》为例

《家》、《憩园》、《寒夜》是巴金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三部家庭题材小说。这三部小说的叙述角度经历了全知叙事→＂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转换。随着叙事角度的转换,叙述者和文本中艺术世界的关系也逐渐拉近,从对故事中悲剧事件的＂掌控者＂变为悲剧事件的＂观察者＂,最后又成为悲剧事件的＂亲历者＂。这种转换表现出巴金悲剧性生命体验的逐步深化。     

试论巴金的抒真情文学历程

巴金从异国他乡走上文坛,一生都在以不朽作品践行＂真情论＂。＂爱那需要爱的,憎那摧残爱的＂,这是巴金一贯的文学主张。虽然巴金的真诚与热情在＂文革＂中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在《随想录》中,他却怀着博爱而忏悔之心,对自己曾经被迫于淫威、违心批判过的朋友表示诚挚的歉疚,以＂真情＂还复历史,以大无畏英雄气概与殉道精神无情地控诉了＂文革＂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巴金用心地追寻着＂真情＂丰富的内涵,终生都在探索表现＂真情＂的各种文学手段。     

论《金瓶梅》主题意识中的二律背反

《金瓶梅》主题意识二律背反在作品中的表现主要有二:禁欲与纵欲、劝世与骂世,展示了人的自然天性与理性枷锁之间的尖锐矛盾,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痛苦环节。造成《金瓶梅》主题意识二律背反的原因有两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等新思潮的影响。     

魏晋到隋唐佛像背光创作流变述考

佛教崇尚光明,认为佛的身体有种种光明,佛光在佛像中以背光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像背光的宗教内涵与艺术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我国魏晋到隋唐这段时间佛像背光的创作非常发达,通过对其发展演变的整理研究可以管窥佛教的像教意义及我国佛像制作发展的艺术历程。但目前对此尚无成系统的专门论述,选取此阶段有代表性的一些佛像背光进行比较分析,述其流变轨迹,以见其由最初的依据佛经为得福报而造背光,到以背光雕刻来扩大宗教宣传的影响,再到后来成为装饰性的纯艺术作品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