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舞、十部乐与蒙古乐曲——民族、民间、地方乐舞进入国乐殿堂探讨

民族、民间、地方乐舞进入国乐，是中华民族音乐化丰富发展的重要途径。汉《巴渝舞》、唐《十部乐》与清代的《蒙古乐曲》颇具典型意义。汉《巴渝舞》、唐《十部乐》，以至于清朝包括《蒙古乐曲》在内的诸番乐舞，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从民族、民间、地方．以至域外音乐中吸取新的营养，丰富发展，奠了定中国多民族、多风格的音乐歌舞化基础。百乐会同熔炼，汇成中华民族音乐歌舞的海洋，在调和各民族、各地区的化精神，增强国家、民族的凝聚力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     

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读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中倡言“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使其《左传》学回到了汉代《左传》学的起点,对内找到了贾、服等汉儒旧注的源头,对外与汉代和清代的《公羊》学在经义和治经方法等方面划清了界限。在此基础上,刘文淇进一步清理了杜预《左传》注的凡例错误,其后世子孙对周礼的内涵又加阐论,并将其《疏证》的凡例拓展为三大研究领域,建构起刘氏《左传》学的经学体系。     

性:先锋与通俗的纽结点——论余华的转向兼及《兄弟》

余华的转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性则在这一转向中连接着余华的先锋与通俗的双重追求。从《在细雨中呼喊》到《兄弟》，性的这一双重叙事策略余华已经运用得游刃有余。当然，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这一叙事策略也存在着取消其先锋向度的危险。     

谈魏晋玄学"悲为美"之缘起

本文着重探讨了魏晋玄学“悲为美”：的缘起：“悲”从音乐进入文论,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作为贯通审美体验的“悲”、“美”,寓有魏晋士人对生命本体的探询,彰显着他们对理想人格的追寻。     

余群、余派、沙田帮…… --沙田文学略说

沙田位于香港,为香港中文大学所在地.1970年代中期,余光中、黄国彬、黄维梁、梁锡华先后应聘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学.他们四人文学观相近,兼重情采,融汇中外,并包古今,创作与评论不辍,又活跃於学府与文坛,影响颇大,乃有"沙田帮"或"沙田四人帮"之称.宋淇、思果也与他们相稔,可入此派.以上所说,为"沙田文学"之狭义.如扩展其范围,则"沙田文学"可理解为位于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学作者群之文学;更广,则为居于沙田者写作之文学.     

南朝梁七部小说成书年代考

南朝梁七部小说的成书年代分别是 :《殷芸小说》成于天监十三至十四年间 (5 14— 5 15 ) ,《周氏冥通记》成于天监十五年 (5 16 )十一至十二月 ,《续齐谐记》成于天监元年至普通元年间 (5 0 2— 5 2 0 ) ,《迩说》成于天监十八年至普通五年间 (5 19— 5 2 4 ) ,《古今刀剑录》成于普通元年至大同二年间 (5 2 0— 5 36 ) ,《金楼子·志怪篇》成于承圣二年 (5 5 3) ,《研神记》成于普通元年至承圣二年间 (5 2 0— 5 5 3)。     

还原本真:郁达夫小说解读一种

郁达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家,他的小说追求本真,着重暴露,以此向封建道德挑战。只要是真,丑的也不回避,所以他重视在小说中表现人的性爱本能,其小说对性苦闷、性变态的描写特别多。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执著地追求本真,与他所受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及时代的因素和他本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当然,由于过分追求本真,也造成了艺术上的某些疏漏。     

朱自清不是散文"大"家?--兼与余光中商榷文学批评的尺度问题

本文不赞同余光中在20世纪70年代对朱自清散文的批评意见，并且认为：余光中否定朱自清的散文大家地位，是缺乏公正的历史观的，甚至变成了片面的对作家个人人格层面的质疑。同时，笔者进一步由探讨余光中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含蓄指出评论家对作家的文学批评，都应该把握一定的尺度。     

李渔戏曲理论研究50年综述

李渔是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的戏曲理论家,他的戏曲理论主要集中在《闲情偶寄》的《词曲部》、《演习部》以及《声容部》中,也有少数戏曲理论散见于其诗文词赋中。李渔的戏曲理论一直为人所关注、所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开始用新的学术眼光来重新审视李渔,并力图借助一些更新、更科学的方法,对李渔的戏曲理论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就其所涉及的方面而言,包括文献整理和理论发掘两个大的方面的内容。不少专著和论文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西晋贾后: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

晋惠帝皇后贾南风,是西晋历史上一位颇受非议的人物,晚近史家和学人均将其作为女人干政、扰乱西晋政治和开启八王之乱的罪魁而大加贬斥,并因此把“八王之乱”的时间界定为从贾后开始执政的惠帝元康元年(291）到光熙元年(306),长达16年之久。实际上从惠帝元康元年(291）到永康元年(300)贾后执政这一段时间里,“朝野安静”,“海内宴然”,政局是稳定的,无甚“乱”可言。我们应摆脱“女人祸水”之类封建旧史观的束缚,对贾后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八王之乱”的时间也因此应从永康元年(300)四月开始算起,肇乱者是赵王伦,而不应把这笔帐算在贾后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