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现象”浅析

“于丹现象”是一个新起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议。文章着重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根基、争议焦点、与主流意识的关系等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加以阐述,以期对新时期如何看待新起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如何更有效地传承和普及中华文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留学生使用“关于”一词的偏误分析

“关于”是留学生使用时偏误率较高的一个介词,结合语料库对留学生使用该词的偏误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主要是遗漏、错序、混用三种情况。同时进行了小型实验研究,并结合所得数据对对外汉语教材和教学提出了建议。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郁达夫的性格、命运及其启示

郁达夫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富才华、最具个性、最有民族气节的文人之一.他一生不得志的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于时代和社会,同时还有命运的捉弄以及中国文化的排异性.这些为我们评价达夫及其作品以及今天的文化建设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国家主义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余家菊《中国教育史要》述评

余家菊是近代颇有影响的教育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全力宣传和推动国家主义教育闻名于教育界。他对中国教育的诸多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也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且硕果累累。余家菊十分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分别对孔子、孟子、荀子、陆九渊等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撰写《中国教育史要》专著一部,但这部专著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事实上,研究余家菊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著述,特别是他的《中国教育史要》,对深入理解和全面评价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会有很大帮助。     

韩愈故里问题研究综述及相关思考

由于史书记载不一,关于韩愈故里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流行的看法主要有四种：＂昌黎说＂、＂邓州南阳说＂、＂孟县说＂和＂修武说＂。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支持＂孟县说＂和＂修武说＂者较多。故里之争背后是经济利益的博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本无可厚非,自有其合理性和积极作用;只是,文化搭台的前提要尊重历史,不能局限于地域之争。历史研究要跨越地域观念,以求实求真为原则。     

从明清志书看韩愈故里及韩愈墓所在地问题——以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为例

关于韩愈故里和韩愈墓所在地的问题,历来都有分歧。通过对明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明嘉靖三十七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九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三十四年《河南通志》、清雍正九年《河南通志》以及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韩愈是修武人,韩愈故里在修武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关于韩愈＂河阳人＂的含糊其辞的记载,缘于明侍郎耿裕成化二十一年《题韩家庄诗碑》的影响以及雍正至乾隆初年翰林五经博士继承权的纷争。但对于韩愈墓在孟县的记载,我们予以尊重,在此存疑。同时,对于历史上修武也有韩愈墓、韩氏祖茔而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未予记载的状况,我们也持存疑的态度。     

《左传》、《国语》的心理疾病与心理健康思想

《左传》、《国语》的心理疾病与心理健康思想是在春秋理性与迷信交织存在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浓重的时代思想烙印。它记载了心疾、无慧和童昏等生理性心理疾病，描述了顽、贪琳无厌和好沽等心理性心理疾病，并对生理性与心理性心理疾病的关联有理性认识；分别论述和总结了情绪、神志等生命力、行为乃至人格等方面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和影响；包含“视正听和”、日常行动不“壹”、分业居住、教育和“节”制是达到和保持心理健康途径的思想。这些对今天心理健康建设具有可贵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谷崎润一郎与郁达夫小说中的审美情趣比较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其创作对我国现代作家有着深远影响。郁达夫就曾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谷崎润一郎与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对唯美的文学观以及民族传统美的追求,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为唯美主义文学增添了不同的情趣。     

韩愈的道、道统说及《五原》的写作时间辨析

韩愈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道的核心是仁、义。此乃古代圣贤所传的人生准则,从皇帝到庶民,都必须遵守。韩愈的道统说,乃“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道的传承关系,是谓“道统”。道统说的形成主要受《孟子》卒章及典籍的影响,或谓自新禅宗慕袭得来。韩愈的道统说形成于贞元十九年,成熟于谪贬阳山。《五原》的写成,亦在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