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散曲情变作品中的“泼妇”形象

元散曲中的情变作品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弃妇诗模式,展现了一副副的＂泼妇＂百态图。而这些与蒙古族游牧文化注入后人们的妇女观、婚恋观、道德价值观的变化分不开。     

时断时续：元代科举研究

元代是蒙古族1279年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大一统王朝。蒙古族认为武力和实用技术是治国安邦的首要条件,因而最初对科举取士制度并不重视,统治阶层和士人社会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也存在极大的分歧,经过许多儒臣的竭力倡议,才在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建立了科举制度。在文章中,笔者试图探讨元代科举的内容、特点,并进行评价。     

辽天祚帝元妃身世及诸子考

辽天柞帝元妃是萧奉先之妹,而非萧奉先之侄;元妃与天柞皇后、德妃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故元妃既不是天祚皇后之妹,也不是德妃之妹;被金将粘罕纳为次室的是元妃,而非天柞皇后。天祚帝共有六子：长子赵王习泥列,宫嫔昭容所生;次子梁王雅里,也为宫嫔所生;三子燕王挞鲁,德妃所生;四子晋王敖鲁斡,文妃所生;五子秦王定,六子许王宁,皆元妃所生。皇后萧氏无子。     

元上都扈从诗的民族精神要素发微

元上都扈从诗,从作品本位的维度上看,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蒙古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生存环境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可贵的认识价值;从作品内涵的维度上看,这些作品表现了蒙古民族热爱生活、崇尚自然、勤劳坚韧、乐观豪迈的民族性格、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和英雄崇拜的心理;从创作主体的维度上看,元上都扈从诗人大多数是来自内地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其他地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他们对蒙古族人民生活与精神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体现出了多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多元文化上的接受、认同与融合,进而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开放的特点。     

奕劻与辛亥袁世凯再起

武昌起义后,清室在起用袁世凯一事上,奕劻出力颇多。为了达到使袁世凯尽快南下督师的目的,奕劻又不惜皇朝尊严,亲赴彰德强起袁世凯。袁世凯出山后,善于审时度势,没有愚忠,主张南北言和,与革命党一起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多少出乎奕劻意料之外。     

试论《江城子》词调的演变

《江城子》这一词调起源于晚唐五代,在晚唐五代还未定型。到了苏轼手中达到成熟定型,繁盛于北宋。苏轼的《江城子·记梦》和《江城子·密州出猎》开创一代词风,引起后代乃至于同时代人的追和,整个宋代留下了将近二百首《江城子》词。衰落于金元,金元时这一词调表现范围进一步扩大,有近三分之一《江城子》词是道士所创作,内容与道教有关。总的说来,《江城子》这一词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声情特征,可用来写不同的情感体验,表现出此词调表达感情的丰富性。     

家庭教育及影响的形象启示——巴金《憩园》重读

巴金小说《憩园》交错展示了杨、姚两家的悲剧故事,揭示出家庭的溺爱和误导是导致青少年走向堕落乃至毁灭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文中也刻画了几个做人的典范和道德的楷模,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在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百出的今天,《憩园》则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     

探寻钧窑之路——2001年神垕钧窑发掘追忆

钧窑是宋元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制瓷传统,同时也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疑问较多、争议较大的一个窑口。为此作者主持进行了2001年对禹州神垕镇钧窑遗址的考古发掘。经过严格认真的考古发掘工作和初步的整理,使我们对钧窑的烧造时间、发展阶段和工艺技术等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收获颇丰。通过发掘大体可以确认在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末期（12世纪前半叶）;经过对刘家门窑址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可将钧窑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金代后期到元代初年,元代时期;发掘中清理出一批遗迹;在下白峪窑址发现了中晚唐时期的遗存,清理了一座窑炉,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     

元杂剧中琳琅满目的市商行业

元杂剧中因剧情和反映生活之需要,保存了大量的市商民俗风情,其中涉及最多的行业为餐饮旅店业、色情娱乐业、典当业。这些市商风俗的描写表现为亦蒙亦汉、亦南亦北、亦古亦今的特点,呈现出元人在民俗风情上的包容性、承传性、变异性诸特色。从剧情之表现和发展的需要上看,元剧中的市商风俗文化的展示是附着在剧情和剧中人之上的,因而这种习俗的展现不是平面的静止的,而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正因为有了这些真实生活习尚的描述和表现,才赋予戏剧深广时尚的艺术魅力。     

“狎”与袁宏道的人生趣向

袁宏道是公安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独抒性灵＂主张风行一时,引领了晚明性灵文学的勃兴。从其相关诗作中＂狎＂字的使用,可以看出：不论是＂狎＂的生活态度,还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文主张,袁宏道的人生趣向始终是指向人生本身的,都是对于生命本身的关注。在他看来,获得人生应有之＂趣＂,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