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图志》

唐代宰相李吉甫是一位卓越的方志地理学家,他修撰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而又较为完整的地方总志。该志具有较大的价值和影响,版本也比较多。     

从“渔父”现象看屈原《渔父》文本的价值

屈原《渔父》所设置的"渔父"在后世不断增衍,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长廊。对于"渔父"现象的梳理从具性角度印证了屈原精神困境的深广性,有益于屈原《渔父》文本和屈骚精神的理解。屈原《渔父》对后世辞赋、散文等的检讨则显示了屈辞"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深广影响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屈原不离楚原因新考

屈原至死不肯离开楚国,除了广为接受的精神因素之外,还有物质现实因素使他离不开楚国。屈原作为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在楚国享有较大政治权力,这是他实现自己美政理想的保障;屈原在楚国享有丰厚的经济权益,离开楚国意味着这一权益的丧失,而他又不愿出仕他国或直接从事生产,所以将失去生活来源;家族与政权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他还要考虑家族的利益。现实因素并不是主导,但对于塑造一个完整充实的屈原形象,则不得不考虑。     

安平崔氏三贤

东汉中后期有一祖孙三代,相继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这就是安平崔氏三贤——崔骃、崔瑗、崔寔。崔骃少时与班固、傅毅齐名,钦慕扬雄,善于辞赋,意在讽谏。崔瑗才学出众,长于文辞,尤擅书法,被称为“草贤”,不愧为一代“文宗”。崔寔才美能高,博通经史,与蔡邕并称“双凤”;“治边最为第一”;其所著《四民月令》,系统总结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技术、方法和经验,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元代文人的科举情结

元代士人有着强烈的科举情结,他们把这种情结诉诸于笔端,于是在元代独特的文学样式——杂剧中出现了大量的科举描写,并因此形成了形成了文学史上的科举盛世。由此可见,研究元代士人科举情结产生的原因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元杂剧。     

“理”和“欲”的对抗、约束与消解——对《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中“错”的深层解读

以《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为例,对宋元话本中的"错"予以解读。"错"是宋元时期的市民男女之间关系及其欲望的一种曲折表现,反映了宋元社会意识中对人"欲"的特殊理解,它具体表现为对欲望本身及其对象的恐惧和防范,反映了封建传统道德对新兴市民欲望的约束与消解。     

宋金元诗歌“列锦”结构模式及其审美追求

“列锦”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并非是宋金元诗歌中才出现的,而是早在先秦时代的《诗经》中便已产生。在汉魏六朝诗歌中,“列锦”手法的运用更是广泛。唐诗中“列锦”文本不仅更为常见,而且结构模式上有很多创新。唐五代词受唐诗的影响,“列锦”在结构模式上又有所发展。宋金元诗歌受唐五代诗词的影响,“列锦”在结构模式上续有新的创造。与前代诗词一样,宋金元诗歌中的“列锦”修辞文本建构,都是“有所为而为”的,其建构都带有特定的审美追求。     

《全元诗》补遗32首

《全元诗》是我国元代诗歌文献的总集,但也存在收录不全的瑕疵,文章从地方志等文献辑录《全元诗》未收诗歌。     

功能语篇分析浅谈

基于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及其对应的纯理功能理论,就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林肯纪念堂前向25万人发表了著名的演说《I have a dream》的一段节选进行语篇分析,说明其在上述方面意义和信息传达上的语篇特点。     

屈原流放汉北考

屈原在楚怀王十六年至十七年期间被迫离开郢都来到汉北,其所游历的地方,至少包括郧襄一带。在离开郢都即将踏上流放汉北之路时,即怀王十六年,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在汉北期间,即怀王十七年,他创作了《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