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与《瘗鹤铭》——兼及《石门铭》对“大千体”的影响

《瘗鹤铭》为南朝著名碑刻。张大千受老师曾熙和李瑞清的影响,同时因个人性格特征与《瘗鹤铭》透露出来的笔墨意趣及思想内涵高度契合,对此碑挚爱终生。张大千正是以《瘗鹤铭》为基础,同时亦受《石门铭》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千体＂书法艺术。     

论张大千的蜀中画与蜀中诗

蜀中山水孕育了张大干的蜀中画与蜀中诗。蜀中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名胜、古迹众多,风物、风情、风习奇特,不仅成为张大千诗画创作的题材,而且是他情感的寄托和艺术的生命,影响到他的绘画技法和艺术风格。张大千以造化为师,天地万物为他所用,蜀中时期笔墨风范开始具有独创性,成为张大千绘画技法“变革”的前奏。蜀中诗画是张大干艺术世界的奇葩,反映出张大干恋乡的情感特性和“师法自然”的艺术特征。     

视觉文化语境下的媒介转换与融合——以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为例

张爱玲的小说文字具有独特的个性和极强的画面感,在文学叙事中多次采用了电影手法,使得导演在将其文字改编成电影而进行的媒介转换中,产生了不一样的火花,其意象、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均有明显区别,受众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但是从根本上而言,这种媒介转换和融合有利于受众通过多元渠道接触经典文学作品。     

法式奔放与东方含蓄的本色张扬——苏菲·玛索与章子怡爱情片表演艺术特征比较

苏菲·玛索和章子怡在影片角色创作初期,中法不同风格的爱情片的青春浪漫角色成为她们不约而同的选择。苏菲·玛索塑造的银幕形象,一直以青春自然、率真奔放为主要特点,她在早期爱情片的重要代表作《芳芳》中,展现了一个青春年华的少女所有的吸引力。章子怡在爱情片《我的父亲母亲》中所塑造的村姑形象,清纯害羞而毫不扭捏做作,自然地展现出情窦初开时东方少女情愫萌动的含蓄韵味。     

张于湖在《玉簪记》中的形象和作用

高濂的传奇《玉簪记》在晚明时期十分盛行,至今也在舞台搬演脱胎于《玉簪记》的《琴挑》《秋江》等戏曲。故事经历了笔记体小说《古今女史》、杂剧《张于湖误宿女真观》和小说《张于湖传》,张于湖的地位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在《玉簪记》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形象特征,意义非凡。     

论张文虎对《儒林外史》“功名富贵”主题的突破

张文虎是对《儒林外史》的评点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评点家之一,其所作的"天评"评语独具特色。在对《儒林外史》主题的认识较已有的"功名富贵"论有很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上,这相较于"卧评"、"黄评"来说有一定的进步之处。     

张爱玲翻译行为的生态翻译学探析

张爱玲是一位可以自由纯熟地运用双语写作与翻译的女作家,但对其翻译行为的研究仍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文章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解读张爱玲的翻译行为,从而发现：张爱玲的翻译活动体现了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以及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译有所为”。     

BP Group and CAS institute to co-establish an energy lab in Dalian

The CAS 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DICP)and BP Group will join efforts to set up an Energy Innovation Laboratory(BP- DICP EIL)at DICP.The agreement for the new initiative was signed by DICP Director ZHANG Tao and BP Group Vice President Tony Meggs on 5 December,2007 in Dalian.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BP will donate $3 million to the new lab,which will be part of the forthcoming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Clean Energy Sources.In addition,the company promises to annually contribute no less than ...     

苍凉中的眷恋与眷恋中的苍凉——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审美风格

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 ,“苍凉”的意蕴表现在人的生存境况的尴尬 ,人在命运前的无奈以及人性的虚伪丑恶 ,集中体现在爱情与亲情的消解。面对人生的缺失 ,作家笔下常见的不是惨淡的决裂而是审美的、诗意的哀感和牵念 ,苍凉之中蕴含无限的眷恋 ,表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     

江山依旧，才人辈出——张恨水、金庸比较论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张恨水和金庸是两位通俗文学的大家，一个占据了前50年的鏊头，一个领略后50年的风骚。他们职业的双重性和创作上的两套笔墨，表现了其对娱乐和国家意识的兼容，但在张恨水那里，“五四”的国家意识的强迫性使他的创作中的社会意识和娱乐意识是分裂的；而到了金庸、特殊的文化语境，却使他泯除这样的裂痕。时代的变化已经化解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娱乐和国家二者上的二元对立观念，从而也化解了他们在文本表达上的两难；更化解对他们的批评的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