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士子的“明哲保身”论——以朱彝尊为中心

清朝康熙时期文字狱盛行,部分清初士子为避时祸,纷纷采取“明哲保身”的修身哲学,朱彝尊即是其中之一。“明哲保身”本来是一种劝人导善,积极入世的修身方式,但在王朝更替、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士人学者却将之转化为消极苟安的处世态度。“明哲保身”涵义的变迁可以折射出满清文化统制政策对于士子学人的治学倾向及意识形态转变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文选》校诂三家述论

本文评论了刘文典、徐复、祝廉先三家校诂<文选>的成果,指出他们的贡献与不足.认为他们在<文选>学史上亦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南社诗人朱剑芒编古典小说选集平议

20世纪30年代,朱剑芒在对古典小说选集《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和《章台纪胜名著丛刊》的编选过程中,遵循"真"和"美"的小说原则,将古典与现代融为一体,对处于新旧文化转型的传统文人寄寓深切的人文关怀,颇具时代意义。两部小说选集的编选渗透了编者自身在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的新形势下对传统文人自身情感和文化命运的追思,以及对小说之美的独特理解,寄寓了其将古典之美与现代意蕴绾合的小说理想和人生境界。这一对新旧过渡时期部分传统文人历史和文化命运的关注理应成为五四之后"人"的文学的一部分。     

Reflecting ZHU Guang-qian＇s Life Aesthetics

用“人生美学”来概括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特征,有机整合了朱光潜将的美感心理研究、诗论研究、谈关与后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等几个板块,是一个重要突破,也对认识中国美学的民族特色起到了深化作用。但要准确理解朱光潜的“人生美学”,还必须到中国传统的人生境界与人生美学思想中进行探源性研究,才能更加全面与深入。     

王船山数责朱熹“过于忠”论的原因探究

汉代以来,非议屈原之词甚众,王船山一概弃而不论,却对给予屈原以相对好评的朱熹耿耿于怀,在《楚辞通释》中多次责难朱熹的"过于忠"论。究其原因,是因为《楚辞通释》的创作目的在于传承蕴含于楚辞之中的刚烈雄健的文化精神,以号召救亡图存运动;朱熹"过于忠"论所倡导的儒雅温驯的文化精神,与船山的文化精神取向和《楚辞通释》的创作意图相左。     

朱元璋与宋濂文学交游考

朱元璋与宋濂名份上虽为君臣,学识上却实为师徒,宋濂传授的儒学思想和文章之道对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和文学修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辅佐之下,朱元璋得以凭借帝王之尊引领元末明初文风的嬗变。事实上,朱元璋欣赏的是宋濂的儒家学识,并不看中他的文学才华,但在长期的君臣文学交往中,又深受宋濂文学思想和文法的影响。基于儒家文学观念的共识,朱元璋一再提升、褒奖宋濂,从而奠定他＂开国文臣之首＂的文坛地位。     

胡煦对朱熹易学的批评

胡煦生于清初,一生精研《周易》,颇有自得。他兼采汉宋,融贯象数义理,提出了很多深刻独到的思想,其中对朱熹易学的批评是其易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反对朱熹把《周易》看做是卜筮之书,批评他只在占卜上着眼,与易理多不相通。又批评他将伏羲之易、文王之易与孔子之易分割开来,不能一以贯之。他反对朱熹的卦变说,认为朱熹不知《周易》中往来之义,而以卦变说解易,致使易理益晦。文章主要通过在清初学术思想背景之下,辨析胡煦与朱熹易学的差异,并以此理解胡煦易学的意义与价值。     

也谈《背影》里的“背影”——对一个“泛性论”批评个案的几点疑问

蒋济永《〈背影〉里的“背影”解读》将“背影”误读为“母亲的形象” ,并使用了一种“泛性论”的批评方法是值得高榷的 ,应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美解读与批评。     

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延展与活化——朱熹格物补传意义的再诠释

朱熹以其理学思想为旧本《大学》补“格物致知”传,延展与活化了自孔子开创、荀子接续,但却又为后世儒家所忽视了的知识论传统,使得宋代理学作为“新儒学”,在内容和形式(方法)上都区别于传统儒学,从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朱熹格物补传意义进行再诠释,无疑有助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再发掘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革新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