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诗人朱剑芒编古典小说选集平议

20世纪30年代,朱剑芒在对古典小说选集《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和《章台纪胜名著丛刊》的编选过程中,遵循"真"和"美"的小说原则,将古典与现代融为一体,对处于新旧文化转型的传统文人寄寓深切的人文关怀,颇具时代意义。两部小说选集的编选渗透了编者自身在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的新形势下对传统文人自身情感和文化命运的追思,以及对小说之美的独特理解,寄寓了其将古典之美与现代意蕴绾合的小说理想和人生境界。这一对新旧过渡时期部分传统文人历史和文化命运的关注理应成为五四之后"人"的文学的一部分。     

王船山数责朱熹“过于忠”论的原因探究

汉代以来,非议屈原之词甚众,王船山一概弃而不论,却对给予屈原以相对好评的朱熹耿耿于怀,在《楚辞通释》中多次责难朱熹的"过于忠"论。究其原因,是因为《楚辞通释》的创作目的在于传承蕴含于楚辞之中的刚烈雄健的文化精神,以号召救亡图存运动;朱熹"过于忠"论所倡导的儒雅温驯的文化精神,与船山的文化精神取向和《楚辞通释》的创作意图相左。     

朱元璋与宋濂文学交游考

朱元璋与宋濂名份上虽为君臣,学识上却实为师徒,宋濂传授的儒学思想和文章之道对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和文学修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辅佐之下,朱元璋得以凭借帝王之尊引领元末明初文风的嬗变。事实上,朱元璋欣赏的是宋濂的儒家学识,并不看中他的文学才华,但在长期的君臣文学交往中,又深受宋濂文学思想和文法的影响。基于儒家文学观念的共识,朱元璋一再提升、褒奖宋濂,从而奠定他＂开国文臣之首＂的文坛地位。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怀客观基础。     

朱彝尊与曹溶交游考论

朱彝尊一生游遍大江南北,交游无数,曹溶是朱彝尊众多交游中对其影响较大的一位。由于家世渊源、政治原因以及共同的文学追求,使得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在长达三十年的交游中,曹溶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学创作上都给予朱彝尊巨大的帮助和影响。     

Reflecting ZHU Guang-qian＇s Life Aesthetics

用“人生美学”来概括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特征,有机整合了朱光潜将的美感心理研究、诗论研究、谈关与后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等几个板块,是一个重要突破,也对认识中国美学的民族特色起到了深化作用。但要准确理解朱光潜的“人生美学”,还必须到中国传统的人生境界与人生美学思想中进行探源性研究,才能更加全面与深入。     

胡煦对朱熹易学的批评

胡煦生于清初,一生精研《周易》,颇有自得。他兼采汉宋,融贯象数义理,提出了很多深刻独到的思想,其中对朱熹易学的批评是其易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反对朱熹把《周易》看做是卜筮之书,批评他只在占卜上着眼,与易理多不相通。又批评他将伏羲之易、文王之易与孔子之易分割开来,不能一以贯之。他反对朱熹的卦变说,认为朱熹不知《周易》中往来之义,而以卦变说解易,致使易理益晦。文章主要通过在清初学术思想背景之下,辨析胡煦与朱熹易学的差异,并以此理解胡煦易学的意义与价值。     

诗歌视野下的朱熹心态管窥

朱熹心灵现实中的忧国忧民的济世怀抱、用世不能的幽独情怀,游心山水的自然意趣,充满诗情与理趣的襟怀胸次,是一个统一的心理世界。诗人于大量诗作中抒写其心灵、性灵与志向。全面解读朱熹深沉的情感世界、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坎坷的心路历程,可加深对朱子精神的理解。     

略论朱瑞与早期人民炮兵建设事业

朱瑞是我军著名的炮兵专家,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被任命为延安炮校代理校长,为人民军队培养了一批炮兵骨干力量。解放战争时期,朱瑞总结出一系列适合我军作战的战术原则。这些战术原则,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人民炮兵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朱自清散文的“摄影术”与现代文化范式转型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由于在布局、构图上的精密构思而结构严谨、独具一格。在注意到其文本中对于现代＂摄影术＂大量成功运用现象的基础上,文章通过对其绘景、写人的典型文本片段进行细致分析,揭示出＂摄影术＂融入到现代散文艺术中的过程与表现方式。并通过进一步追寻＂摄影术＂融入散文的内在动因,挖掘出文化范式这一制约性因素,正是其现代化转型决定了白话散文逐渐脱离传统,最终成为了真正意义的现代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