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榈之死与大地的逝世——从于坚看90年代中国诗歌的转向

评论界对第三代诗人作品中的“世俗生活”场景有很多论述,但少有评论家对此有一个细致的分析与描述。本文以于坚诗中的“世俗生活”场景为分析对象,从80年代到90年代于坚诗歌写作方式的变化,指出正是诗人原有美学经验的失效导致了90年代诗歌的转向。     

悲剧意蕴:李渔小说解读的一个特殊视角

李渔的小说表面上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而实际上背后包含浓郁的悲剧意蕴。这种悲剧意蕴主要包括：人生的悲凉与无奈；美的不合理的悲剧命运；封建末世的感伤情绪。悲剧意蕴的获得使李渔的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也因此不能把李渔的小说简单地划入轻松喜剧或滑稽喜剧一类。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

考察北宋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历程,梳理韩诗与欧诗的艺术关系,揭示出欧诗承韩有学韩、似韩与变韩三个时期,其关键在于对“以文为诗”的标举与承传创变。欧阳修的尊韩、学韩确立了韩愈诗歌在北宋的诗学典范地位,他在模仿研习韩诗基础上的“变韩”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了基础,学韩而不觉其为韩的创新精神是他接受韩诗、领导诗歌革新的真精神所在。比较韩、欧诗歌的不同可见,欧诗“变韩”之处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与文人化、议论说理的凝练精警与理性色彩、谋篇布局的疏荡章法与铺叙笔法等方面。此外,欧阳修还以平易细密扬弃了韩诗的过分奇险拗峭。欧诗承韩这一接受现象对创立有宋一代新诗风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欧阳修承上启下,是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其接受韩诗之意义就在于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奠基性的作用。     

郁达夫小说中的性爱描写再认识

随着历史的发展 ,我们对郁达夫作品中的性爱描写要进行再认识。首先 ,人们对一些性行为的态度变化应该影响到对郁达夫作品中某些性爱描写的认识。其次 ,我们把郁达夫小说中的性爱描写与他本人的散文、日记等联系起来考察 ,又可以发现其小说中的有些描写实际上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最后 ,再把郁达夫的作品放到性爱文学作品的历史长河中看 ,可以看到郁达夫虽然在具体表述上有时显得难以把持 ,但仍在展示生命的内蕴上提供了丰富的景观 ,寄寓着创作主体对人类生命内在的某种理解与把握。     

诸葛亮与关羽关系浅议——兼评朱子彦“借刀杀人”说

在诸葛亮一生中并没有想“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壮志，关羽不是“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诸葛亮也不是想“假吴人之手置关羽于死地”。他和关羽之间的关系只是蜀汉政权内部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平等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存在所谓权力之争。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余光中散文风格略谈

台湾作家余光中不仅创作了大量表现乡愁的诗歌,而且创作了大量优美的散文。其散文感受深刻、见解独到、真情和理性、幽默与庄重较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堪称心灵之作。     

奇崛之笔与世俗之情--论韩愈诗歌的日常生活题材

韩愈诗歌[1]中有大量以描写日常琐事及表现世俗人情的诗作,这类诗歌主观上是韩愈个人对杜甫的推崇和借鉴及其“不平则鸣”的理论主张使然,客观上则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它们对于诗歌创作在题材上走向世俗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从李渔戏曲理论看《桃花扇》的成功

从李渔的戏曲理论出发,以孔尚任的《桃花扇》为例,对"传奇"的界定,《桃花扇》的结构、语言等方面作了一定的分析研究。两相映照,在肯定李渔戏曲理论的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孔尚任《桃花扇》的成功。     

噬血的狂欢——试论现代小说中肺病意象的隐喻意义

疾病与文学发生联系古已有之,肺病更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常见意象。现代文学30年可以说是肺病意象的狂欢时代。在现代文学的特殊语境中,肺病作为一种特殊意象被赋予了与民族、社会、人性、女权等有关的隐含喻义。论文试图从鲁迅、丁玲、郁达夫三位作家的小说入手,对现代小说中的肺病意象进行一次现象的梳理和诗学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