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人物性格缺少变化辩——以刘备、关羽、张飞为例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长期以来有不少论者认为《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方面有类型化的倾向,人物性格单调稳定,缺少变化.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当我们细读文本时就会发现,《三国演义》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等都有很明显的变化.     

心灵与言辞——王蒙、张承志新疆经验书写比较

不同个人经验下,关于同一对象的书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王蒙和张承志不同的新疆经验使他们在关注对象的书写上迥然不同,尤其是他们的新疆题材小说分别将日常生活情境和宗教神性氛围作为书写对象,前者热衷于描绘新疆人的生存智慧和异域情趣,后者将目光聚焦在民族宗教信仰和＂心灵模式＂。作为外来者书写新疆,两者的写作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想象＂,探寻王蒙和张承志新疆经验书写差异的原因,可以从一个侧面观照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及文化价值的建构。     

“灰色人物”背后的文化想象——论张天翼30年代的讽刺小说

著名讽刺小说家张天翼同时也是现代文学中重要的儿童文学家,他所构织的"灰色人物"画廊留给读者丰富而又深刻的社会文化想象空间。最能代表作家的是30年代的讽刺小说,其文本呈现的"反英雄"、"反摩登"化的叙述倾向,在深层次上体现为一种童言无忌;漫画众生的深度叙述方式,在意义上形成了虚与实、真与假的自我解构特点。张天翼以颇具童话色彩的笔触与富有喜剧意味的讽刺风格,使其讽刺小说在风貌格调上呈现出独特的内在关联。     

袁枚与童钰交谊考辨

章学诚于《书坊刻诗话》中,指袁枚《随园诗话》中所言与画家童钰的生死交谊为诬。然而章氏于袁枚不同,文集中除此之外,绝无提及童钰处;袁枚诗文则有多篇纪念童钰,感情深挚,细节分明,不似章氏于事情多推断、猜测之词。就交往而论,章氏与童钰为同乡,但生平绝少交集,其知童钰,惟赖史家邵晋涵;袁枚戚友多人与童钰交往密切,童钰去世前八年,且有信致袁枚。就性情、志趣论,章氏与自然、诗歌、绘画无缘,经世思想浓重,保守自大;袁、童泽均爱梅、爱诗,性情恬淡、放达,可谓志趣相投。章氏因忌妒敌视袁枚,指袁枚伪造故实,实则是他自己昧于事实而妄言。章氏力倡“史德”之说,此处可谓背道而驰。     

颜元、张之洞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颜元,河北博野县人,是清初启蒙教育思想家;张之洞,河北南皮县人,是清末洋务教育理论的集大成。比较而言,作为相隔两个世纪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不论是从教育目的,还是从教育内容上都有其相同之处,同时,也有各自的特点。     

报业巨人张恨水在专制夹缝中的群众性编辑实践

张恨水的身份具有一定的双重性,其本身是小说家和新闻编辑的合一。上世纪前半个世纪是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处在专制的夹缝中,张恨水的编辑活动具有很强的群众性编辑实践,是一位报业巨子。     

“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试论张爱玲小说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走向悲剧。其人物的悲剧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人物生存的困境 ,膨胀的欲望和变态的心理 ,摇摆不定的双重性格及性格冲突     

张岱年论“本体”

张岱年是“解析的唯物论”的代表 ,但他的“本体”观既不同于强调解析的清华学派哲学家 ,又不同于当时的新唯物论者。张岱年所谓的“本体”是“理”与“物”的统一、“本”与“至”的统一 ,是总结中西“本体”观念基础上的一种综合创造。这种创造体现了张岱年超越清华学派和新唯物论的尝试     

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刘咸炘生活于中国史学新旧转型的时代,他领悟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习惯,运用传统史学理论范畴,体察时代的脉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刘咸炘研究"前四史"与浙东史学,意在为传统史学表微,张扬中国史学的内在精神与活力。在西史东渐的大潮中,刘咸炘也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但对鲁滨逊等西方史学家的所谓"新史学"不以为然。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构建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之际,对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张謇对南通城市发展的影响

张謇奠定了南通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基地的城市历史地位，创造性建设了独特的“一城三镇”城镇空间形态，改变了古代以中轴线为对称的方形城廓、十字长街的城市形态。这种朴素的田园城市模式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