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意识 家国政治 现实情怀——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

赵树理在20世纪文坛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成功既有某种"政治性"的因素,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产物,最主要的还是因其作品也相应地显现出它自身的重要价值,体现了赵树理站在广大农民立场上独立思考的可贵品性,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关注和支持。     

荀子故里考辨

荀子故里应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并在很大程度上应是赵国的都城邯郸。荀子的祖上可能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卿族荀氏,但荀氏封地于战国时期并不属赵,因而指今山西南部的临猗、新绛或安泽几个地方为荀子生地都是没有根据的。不能因为《史记》仅仅记载荀子为"赵人"而未给出其生地在某个具体的县邑,便对荀子故里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猜测。     

先秦时期赵国农业发展政策与魏国、秦国之比较

先秦时期赵、魏、秦等国统治者根据本国的国情采取了不同的农业发展政策。赵国实行农商并重的经济发展政策,而魏、秦等国则采用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两种不同的农业政策的施行,使魏、赵、秦分别成为战国早、中、晚期强大的国家。虽然这三个国家都认识到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因各国重视农业的力度、着眼点以及目的性的不同,导致这些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结局。不同的农业发展政策对国家的民情民俗和社会风尚的改变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魏、赵、秦国家势力的不断消长反映了农业政策的潜在历史作用。     

“说”的艺术魅力——解读《触龙说赵太后》

《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不仅是历久传诵的优秀历史散文之一,而且还是做思想工作的成功范例。通过对该文的解读,从中领会触龙在国家危难之际是如何应用"说"的艺术魅力,巧妙地做通赵太后的思想工作,一举达到了进谏的目的。就做思想工作的艺术而言,其说服力与说服方式的完美结合很值得借鉴。     

赵执信《谈龙录》与康雍乾诗风转移

赵执信《谈龙录》严厉批评王士祯,其实质关系康雍乾诗坛风气的转移,故广为清人关注,后人对其毁誉不一,情况相当复杂。《谈龙录》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清代王峻批钞本,钞本间有评语,褒赵贬王;雅雨堂节录本则刻意消泯两家诗论差异,由此可见清人对《谈龙录》的态度。关于《谈龙录》何时撰写的问题,《谈龙录》作者自序所署写作时间似可信,且其开展文学批评的态度是真诚的。在追求开放和丰富的诗学、高度表现真情真意、反对文学批评中的门宗意识三个方面,《谈龙录》在清代走出"神韵论"的诗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谈龙录》是清代文学批评史上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诗学论著,并非是向王士祯发泄私愤而已。     

“赵本山体”的认知阐释

网络的发展促使了许多网络语体的出现,淘宝体、凡客体、微博体等应运而生,而＂赵本山体＂作为微博体的一种,随着点击量的增加,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大体形式是一句古典诗词加上赵本山小品或广告中的经典语录,在带给人新奇感的同时,其中也诙谐幽默,雅俗共赏。该文将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加以分析。     

周代昭穆制度新探——以周代丧葬为观察点

昭穆制度在我国古代礼制中占重要地位。经考古发掘的周代家族墓群,有的严格按照昭穆之制布局,有的体现了“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的昭穆制度基本思想。从昭穆制度的演变看,殷代王陵、汉代帝陵的布局均可见昭穆制度的迹象。因此,周代丧葬中也极有可能存在昭穆制度。     

赵元任与民国时期的播音教育

赵元任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他不仅将科学原理和方法引入汉语言学研究,建立了科学的汉语言学,而且通过广播等先进技术手段在最大的范围内将自己所擅长的语言学知识和科学知识向民众普及,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国语统一运动,同时,也促进了民国时期播音教育的发展。他编撰的《广播须知》是民国时期教育播音的指导性用书,对中国早期播音教育和广播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财神赵公明形象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

赵公明的财神形象,经历了冥神—瘟神—财神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一形成过程与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明末思想解放思潮、"三教合一"和神魔小说的影响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接受语境”下的“赵树理现象”

赵树理以他的写作真正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方针,在特定的时期被树为"方向",成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楷模;建国后,赵树理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人生境遇上都遭遇了磨难,"方向"的意义完全被剥蚀,从"宠儿"变为"弃子"。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赵树理写作与特定时期的接受语境特别是意识形态语境对他的规约有关。因此,从接受语境的角度分析"赵树理现象",可以揭示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意识形态话语对作家的创作要求与作家执著坚守自我写作理论主张两者之间的协调和冲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