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与物为春”的审美体验

“与物为春”乃是因和谐融洽的物我关系所引发的审美体验。具体而言,它表现为“万物与我为一”与“与物化而不以心稽”。前者意味着主体消解了自我与他物之间、他物与他物之间的人为界限,主体与他物在道的层面泯然相亲。后者意味着主体与他物之间无心的顺应,主体既不以一己意志去主宰他物,亦不因功利关系而迎合他物,物我相宜无逆。庄子与物为春的审美体验,启发了中国艺术精神。     

先在意向与莫言儿童叙事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极富魅力的作家之一,他的魅力就是他的叙述模式的创新性,尤其是他的"叙事视角"的独特运用。这就使他的小说为当代文坛开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景象,本文主要从"儿童视角"方面来论述莫言小说对传统叙事视角模式的颠覆。     

《孟子》中“之”的语法语用功能考察

文章对《孟子》中“之”字的使用情况从语法功能、语用功能两方面进行了考察。认为《孟子》中的“之”字几乎包含了它的语法语用特点,即大部分充当宾语,少数充当定语,语用功能主要是标记和回指。     

从《王制》中礼仪与法律的合一看儒教的宗教性

《王制》篇是古代儒者从礼的角度阐述国家管理的各种最重要的制度,其中不仅有很多在今天看来属于世俗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多是关于宗教礼仪的具体规定。这在其后的《唐律疏议》等古代主要的法律典籍中,思想一以贯之。因此,在古代儒者看来,宗教规范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规范。不仅中国古代是这样,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等古代其他主要国家宗教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即儒教也是一种宗教。     

论《聊斋志异》中狐意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狐意象,源于远古时期先民的图腾崇拜意识。两汉时期,它呈现出瑞兽和妖兽的双重身分。从六朝到唐代,狐在被神化和妖化的同时,也不断地在向人的方向发展,逐渐获得人的外形和气质。到了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狐的形象和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聊斋志异》中具有人形美、人性美、人情美的狐意象,既是作者寄托情感、慰藉心灵、超越现实、实现生命价值的载体,更是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状况的反映。     

先在意向与莫言儿童叙事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极富魅力的作家之一,他的魅力就是他的叙述模式的创新性,尤其是他的“叙事视角”的独特运用。这就使他的小说为当代文坛开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景象,本文主要从“儿童视角”方面来论述莫言小说对传统叙事视角模式的颠覆。     

梁武帝"不知四声"辨

粱武帝并非不知四声,而是主观上排抑四声.有关文献关于梁武帝不知四声的记载是不可靠的.梁武帝排抑四声,与沈约有关.萧、沈之间,既存在着音乐、文学上的观念差异和文坛宗主的地位之争,也存在着由政权更迭而带来的心理猜忌.永明声律论在梁初三十年左右之所以未能大行其道,与武帝排抑四声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彝族咒鬼经《之子宜乍》及其文化、文学价值

咒鬼经<之子宜乍>是彝族原始宗教祭司--毕摩关于鬼的起源的诗性阐释,是远古时期彝族先民之"志"的诗性表达.它不仅是一部毕摩宗教经籍,同时也是一部优美的神话叙事诗.经书折射出了远古时期彝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巫术、民俗事象、药理卫生等多方面的内容,具有文化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价值.     

“四萧”文献学研究综述

萧衍、萧统、萧纲、萧绎在南朝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学术界对于“四萧”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还显得有些不足,尤其是对于“四萧”的文献学研究相对滞后,该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四萧”研究进行了综合考察。     

《聊斋》意境:诗歌意境的拓展与升华

蒲松龄的文学理想,是用小说这种文体,营造出一种堪与诗歌媲美的艺术意境。除了由诗歌脱化而来的作品,以及依靠诗歌来带动情节发展的篇章,《聊斋志异》还通过假象世界的诗意宣写,成功地完成了对诗歌意境的拓展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