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兴"

“兴”的术语解说经历了错综复杂过程，它直接导致了对于《论语》中“诗，可以兴”的错误判断。“诗，可以兴”无涉于艺术或美学问题，而仅仅指特定场合下对于诗句的引用。今天的美学家诠释兴、观、群、怨、不过是以“六经注我”的方法来表达某种善良的愿望，并不出于对《论语》及其“兴”这一语词的准确理解。     

从孝悌忠信到礼义廉耻：儒家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涵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与源泉。儒家伦理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对于有效培育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具体而言,孝悌忠信是培养公民个人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礼义廉耻则是构建国家与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支柱。     

浅议“任性”的翻译

作为时下流行词汇,"任性"在正式和网络场合使用火爆,通过其意义及语境分析,讨论在翻译规范下翻译的不同表达。     

唐君毅先生诠释二程学“性理”义之方法探源(下)

"生之理"是唐先生诠释儒家"性理"概念之重要解析,并将其落实成为人性之理,是具有改变人之现实生命形态的能力。本文主要论述唐先生疏释二程之学之理路,即以"道德义务之感"为起点,并基于"道德义务之感"所蕴涵之义理来解述"心""性"。唐氏于"心气"之见解也是左右他对二程之学的诠释与评价,从他对朱子之"心为气之灵"的解析、疏释之过程,可以见出唐先生一步步抬升了"心"的地位。     

《诗品》左思“虽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考——兼释“深”、“浅”之美学内涵

骨气与词彩的矛盾是汉末建安至初唐时期诗坛发展的一对主要矛盾,而锺嵘自始至终都力求以曹植诗骨气与词彩兼备的美学标准品评诗人,然而诗坛的实际却往往无法兼美,锺嵘对某些诗人的具体品评与其诗歌史地位的认定也由此而产生分歧,遂导致了左思"虽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但左思在《诗品》中的诗歌史地位却不如潘岳的结果。"深"、"浅"之评不代表品第之优劣,"深"之内涵为词彩繁密,略有芜漫之嫌;"浅"之内涵为词彩简省而行文洁净,有气骨柔弱之弊。     

论陈忠实文学书写意识中的“方言情结”

语言尤其是方言,常常成为作家故园情怀存储和释放的载体。陈忠实吸纳方言土语的文学书写动因从心理学角度可以追溯到他强烈的母语方言情结,这种情结与他对乡土家园的情感依恋密切相关,不仅蕴积在他的小说语言中,还无意识进入他的散文书写,甚至能突破诗歌文体的禁忌。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句式渊源考辨

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的“三＋三＋七”和“七＋七＋七”两种句式的渊源,历来考证颇多。程千帆先生认为来源于汉晋以来的民歌。实则,秦汉古书中已经具备了这种句式的雏形。“三＋三＋七”句式是先秦时期比较流行的一种句式;“七＋七＋七”句式的形成则是诗歌从三七杂言过渡而来的,始于刘邦的《大风歌》。     

王弼形而上哲学的现实关怀——会通“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尝试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如何解决魏晋士人现实生存悲剧性的核心问题,也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王弼在把老庄的“无”提升为更纯粹的本体论基础上,赋予“自然”以超越的境界旨趣,并论述自然与“无”“性”“理”的关系,扩大了道家的“自然”概念,赋予“自然”人的情感和社会文化的新内涵,使得现实的“名教”有了合理根据,为弥合悲剧意识的魏晋士人诗化人生境界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类姓登科考》勘误举隅

《类姓登科考》是研究明代科举的重要参考文献,但也存在一些讹误。文章以现存明代《登科录》和其它科举文献、地方志为依据,考证出其9处讹误,其讹误类型可分为:将非进士举子误作进士、一人误作两人、籍地和科甲之误等。     

安徽地区出土的青铜乐钟及其相关问题

青铜乐钟作为一种乐器,在青铜器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安徽地处江淮流域,在历史上出土了许多青铜乐钟。以安徽地区出土的青铜乐钟为视角,以蔡侯铜钟和钟离国铜钟等为例,分析安徽地区的青铜乐钟所反映的社会功能和历史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