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兴象”

“兴象”是由殷Fan在《河岳英灵集》中首次提出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它与贾公彦《周礼注疏》所谓“兴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贾公彦所谓“兴象”是就明器的制作方法而言的，而殷Fan所谓“兴象”则是就诗的性质特征而言的，乃是指具有审美感兴特征而意余言外的艺术形象，《河岳英灵集》所收盛唐诗作提供的艺术形象大多兼具审美感兴特征和意余言外的特色，“兴象”这一范畴可以说是对这一显特色的理论概括，它较之“意象”更为强调了艺术形象中所包含的“意”的审美特性，殷Fan之后，“兴象”说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少学理论批评家多既言“兴象”又言“意象”，而往往是在此“意象”更高的审美层次上来言“兴象”的，可见“兴象”是对“意象”的超越，或说“兴象”说是“意象”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诗歌"兴"的源与流

分三个历史阶段论述诗歌“兴”的起源与发展概况:《诗经》时代为“兴”的源头,其本质是“起”,在于引起联想;战国秦汉是过渡期,人们认识到“兴”与“比”都有“喻”义,是一种而不是两种表现手法;魏晋南北朝后,“兴”的本质是“感”,各种景物构成意境,抒情言志。不管哪个时期,“兴”的运用都是为了把内蕴的感情引发出来。     

钱穆佚札九通考释

钱穆早年所作文章,多刊载于报刊,星散零落,不易搜集,以致《钱宾四先生全集》《钱穆先生全集》收录不全。新发现钱先生书札九通,其中致施之勉四通,致顾颉刚二通,致缪钺、张文伯、《民众评论》各一通,以补全集之阙。这些书札或是讨论学术,或是平议时贤,或是展现爱国情怀,或是回应学界质疑,为了解钱先生的学术历程和生平旨趣提供了新的材料。     

儒家"中和"思想与现代和谐课程观的构建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亦是当今我国课程发展的方向。儒家“中和”思想引领下的传统和谐课程思想,虽然存在着价值取向单一、重继承、轻变化与创造的偏向,但在寻求课程诸要素之“中和”与“时中”方面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挖掘“中和”思想的现代意义,在创新中构建全面、系统、开放的和谐课程体系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歌行体的缘起及其在先唐的流变——从汉乐府"行"题歌诗到"歌行体"

汉乐府“行”题歌诗与七言歌行体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七言歌行的成熟正是全面吸收和发展了汉乐府“行”题歌诗的精神和特质,因而汉乐府“行”题歌诗作为一种诗歌范式对七言歌行的定型起到了奠基作用。“歌行体”所受汉乐府“行”题歌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叙事功能向抒情转化;沿用一些句式及铺排手法;由外向内的生命意识。     

读《管锥编·毛诗正义·关雎(四)》献疑

从"兴"字义的演变及历代学者对兴不同论述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力图探寻"兴"的本义,进而阐释"兴"与诗歌正文的内在联系,并以此对《管锥编·毛诗正义·关雎(四)》中关于"'兴'"全无意义的观点提出质疑。     

论管仲的经济管理思想及其实践

管仲经济管理思想，以安民富民为治国之本，主张努力发展粮食生产，提倡多种经营,兴处水利，重视科学技术，主张农业分户经营，矿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加强手工业管理，重视经济调节。在生产力尚落后的古代有这样系统的经济管理思想殊为可贵。     

从李承乾的悲剧看唐太宗教育上的失误

唐太宗长子李承乾在被立为太子17年后,最终因谋反而被废,教育不当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唐太宗在教育上存在四点失误:(一)没有抓住李承乾思想变化的症结,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二)所选东宫辅臣只知犯颜直谏,多不称教化育人之职;(三)不懂得批评艺术,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四)表达爱的方式不当,使承乾自暴自弃。     

黄兴与南洋华侨

在辛亥革命史上，研究孙中山与华侨的章很多，而研究黄兴与华侨的章却未见，其实，黄兴在1906－1911年发动粤、桂、滇6次起义，与南洋华侨有密切的联系。黄兴为革命四下南洋，南洋华侨从经济、人力、善后安置工作三方面对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黄兴对南洋华侨所作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     

诗歌的语言前奏——从修辞的视角谈“兴”

“兴”不仅是人们所熟悉的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术语,也是一种积极的言语表达行为。“兴”与歌的关系极为密切,它的主要作用是凑足音节、协调韵律,因而可以说“兴”是诗歌的语言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