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志》城濮之战“闪现型”人物的互见文献探微

作为“羽翼信史”派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在运用古籍材料《左传》和《列国志传》塑造“闪现型”人物形象方面,主要呈现两个特点.第一,丰富已有人物,如郄縠,《东周列志传》从“赵衰推荐郄縠”“练兵”“晋、曹交战”“堆尸-掘墓-棺尸”“假道于卫”“临终献计”及“文公怀念”七个方面加以润色,借《列国志传》之壳,据《左传》之实,撰写新的故事.第二,新增人物,如于朗,此人虽不见于《左传》,但《列国志传》和《东周列国志》中“归属”他名义之下的部分行为见于《左传》,可见小说作者为突出某一人物形象,往往将多件或不相关的事情,全部“归属”于该人物.     

先秦酒器简述

我国的酒器种类繁多,仅以先秦酒器为例,所出土就有20余种。酒器是酒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研究酒器的造型和功能,可以直观地学习先秦的饮酒礼仪。文章参照《殷商青铜器通论》等书,结合先秦典籍中的文献记载,对先秦酒器做了简要的介绍。     

南渡诗人周紫芝诗风探析

周紫芝的诗在南渡诗坛别立小宗。他的《竹坡诗话》探讨了前哲诗人的创作经验和创作规律,既喜谈格律与句法,又推崇清新自然的诗歌风格,他清醒地看到江西诗派后学偏重于形式技巧的弊病,也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北宋中后期诗坛上偏于从形式上学陶渊明平淡之风的片面性。对于诗坛之俗弊可谓摆落世故,取教前修而覃思独往,提出自然与雕饰高度统一的诗学主张。所以他反对机械的模拟之风和浅俗的平淡之论,倡导境真语新、文质并重的作诗宗旨;并且提出力求锤炼之极而造平淡的诗风,以“熔化”之功作为达到这一审美宗旨的途径。     

周必大《玉堂杂记》单刻本版本探源

为探明《玉堂杂记》四库单刻本的渊源,本文采用校勘学的基本方法,比对现存各种版本,透过异文信息,发现四库单刻本与《百川学海》本系出同源,厘清了《玉堂杂记》的两个版本系统,进而考证了单刻本系统的版本源流.     

通俗文学创作群体公共交往网络研究——从周瘦鹃任主编时的《申报·自由谈》谈起

20世纪20年代,是通俗小说家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些小说作者通过传媒、社团等公共交往网络相互联结。编辑、作者之间以传媒为中心的公共交往网络的形成,为他们编辑刊物、发表作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们所成立的文学团体,并无明确的宗旨和严密的纪律,但在团体活动中,他们也分享相近的价值观,并使这种友谊性质的交往网络成为了保证他们编辑和创作事业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石。周瘦鹃主编时期的《申报·自由谈》作者群体的交往,是这一时期通俗文学创作群体公共交往网络的典型案例。     

地遥江汉 心志鹧鸪——龚鼎孳山水诗简论

清初＂江左三大家＂命运趋同,诗风各异,龚鼎孳作为三大家的殿军,虽人格亏缺,但诗风清丽婉转,有其独到之处。他的主要以粤赣风物为描写对象的山水诗,写景细腻,用词精准,诗风清奇峭厉、幽深奥妙,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三大家的山水诗中,因其题材醒目、诗风矫健而独占鳌头。探讨龚鼎孳的山水诗,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面把握诗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生成的人格特质。     

“儿童”的发现与“发现”的悲哀——论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四首关于儿童的新诗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关注“人的文学”的作家,也是最早关注儿童文学的作家.他的创作虽然以散文见长,但也有少量新诗存世,其中《过去的生命》为周作人创作中唯一的一本白话诗集.这些诗篇大多与儿童相关,并从更为诗性的层面将周作人对儿童问题的发现和情感思考结合起来,是他的人的文学思想在具体对象里的延伸.     

从武王伐纣看《大武》乐诗篇及其顺序

《大武》乐是周代编制的歌颂武王伐纣的歌舞作品,其内容与武王伐纣的历史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相符。对于《大武》乐篇章及其顺序,从唐代时期直至当代均存在较多争议,值得进一步梳理。按照武王伐纣的历史过程,可将《大武》乐分为六诗,诗章先后顺序当为：《武》《酌》《赉》《般》《时迈》和《桓》。     

谈基础科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观点--由《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说开去

南宋学者陆九渊所做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一文,在对王安石及其领导的熙宁变法进行评价的同时,围绕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反对肤浅的实用主义。正如著名物理学家陈佳洱教授曾经针对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实用化”倾向专门撰写《“实用化”倾向妨碍科学创新》文予以分析批判一样,指出了这种倾向对于科学研究的危害。这对我们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后辈学人来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谯周的儒家思想

巴蜀地区丰厚的儒家文化土壤培育了谯周;蜀汉政权中的儒者影响了谯周;谯周继承了其父的儒学风格。尽管谯周对蜀汉的信心前后有所变化,但对天下统一的追求和向往一直没有变,顺应统一大势,正是谯周儒家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