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和闽地、闽人及闽学

吕祖谦是宋代著名学者、大理学家,吕祖谦和闽地、闽人及闽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与闽人交往密切,不仅和闽地的多位学者有师生之谊,更与朱熹是至交好友。吕祖谦开创的婺学（吕学）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同是二程理学的分支,二者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朱启钤先生的“丁卯朱氏刻本”及其文献价值

朱启钤先生发现并刊刻了传世孤本“髹饰录”,使我国学者和漆器工艺人员能够有机会研读到这本古代漆工留下的专著.深入挖掘“髹饰录”的文献价值,对继承和发展我国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特殊的意义.     

朱熹与中国经典阐释学

朱熹是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他既有极为丰富的经典阐释实践,其《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在各自所属领域都有划时代的影响,而且他还有极为丰富的阐释思想和成熟的阐释模式。在他的阐释逻辑中,求道(理)而致用是起点,切己体察、虚心是基本方式,游动于“本意”与“己意”之间是阐释策略。其阐释思想自成体系,代表了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的最高水平,体现着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学理逻辑与阐释路径。     

朱子学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影响

朱子学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主要是华侨通过创办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和成立华侨社团来进行。新加坡独立后,朱子学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政府大力在学校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并开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化活动,从而提高了新加坡人的文明程度。在现代化建设中,新加坡发掘朱子学中的深层文化内涵,分离出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东亚新加坡发展模式＂。     

朱熹家族与湖州长春书院考略

朱子家族与湖州的关系源远流长，其先人入后裔在湖州留下了许多故迹和遗址，其中长春书院既是朱氏在湖州的宗庙，后是朱熹亲自题额的少数几个书院之一。对长春书院的考略，不仅有助于对湖州历史文化的进一步认识，而且也必须将推动朱子学研究的深入。     

朱元璋与祥瑞——论封建帝王的忧患意识

研究了《明太祖宝训》,认为朱元璋对祥瑞的态度非常客观理性,不仅对获取政权后没有沾沾自喜,还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将百姓的幸福视为真正的国之祥瑞,展现了一贯的民本情结;该书文中言词恳切,措辞强硬,虽可能经过润饰,但不太像一般儒臣的手笔,这大大增加了这些言论的可信度,至少表明了朱元璋本人的相对真实的思想和理念;对比后世明代帝王官修史书,《明太祖宝训》的忧患意识最为明晰强烈。     

明代诗人朱应登生平与创作考论

对明代中叶著名诗人朱应登的生平进行了考证与论述,力图勾勒出朱应登一生完整的轮廓,并就其生平中的相关问题及其诗歌创作的大致特点,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古文字考释四题

文章分别考释了＂存、衡、晝、宁（zhù）＂等四个古文字。     

朱熹与王夫之的欲望观分析——以《论语集注》与《读论语大全说》为中心

所谓欲望,包含生理性欲望[本能]和满足生理性欲望过程中更好的来实现欲望[加欲]及理性的所望[希望]等意义。朱熹认为先验具有的道德性和属于人之自然本能的生理性欲望是天理。然而,他指出存在满足生理性欲望的过程中更好的来实现欲望的加欲。在他看来,加欲必然朝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而成为私欲的根据。与之相反,王夫之认为加欲是一种自然现象。根据王夫之的观点,加欲不是私欲的根源,私欲也不是加欲的直接结果。朱熹想通过消除利己心恢复先验地存在的普遍之道德原理来解决与现实相关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先验普遍的道德原理之存在不是被确认的事实,而是一个信念体系,因此对同意此观点的人可以具有强有力的指导作用,而对不同意此观点的人,有可能成为空谈。王夫之把不断变化的气之运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联系,认为生理性欲望的发现和满足生理性欲望的过程中更好的来实现的加欲和私人欲望的私欲等不应是被排除的对象,而应是被调整的对象。在他看来,所谓人生不是由先验不变的道德伦理构成,生物学的欲望与不停地重新形成的道德原理有机结合,实现公共义的人生。这种观点深刻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具体现实之重要性,对生活中必要的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等能够作出理论上的贡献。因此,这种欲望观可以说是指向由感性和理性的有机调和而形成的理想世界。     

一个道德的殉道者——《缀网劳蛛》中的尚洁

对于许地山的名篇《缀网劳蛛》历来认为其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氛围,宣传了许地山的佛学思想。其实这不过是一层外衣,从主人公尚洁身上透露出的是儒学的积极入世和道德修身,是宠辱不惊的为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