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章风格论

朱熹声称平生最不喜作文，却是南宋一代文章大家。其奏疏之作，往往有高屋建瓴的气势，行文简易而意气凛然，不动声色而林茂深严，使人难于辩驳。其序跋之类条分缕析，无褊躁激切之论，无艰涩炫目之辞，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其书、记之作，落尽英华而返璞归真，将俊健奇伟出之于条畅洞达，语简意闲，神定气和，充分展现出朱熹冲夷和穆的宗师气象。     

《焦氏易林》作者考

《焦氏易林》历来被认为是西汉焦延寿的作品 ,但自明朝起便有人怀疑不是焦氏所作 ,而是东汉人崔篆所撰。本文运用详实的文献并结合《焦氏易林》文本内容 ,认定其确为焦氏作品     

《夺秋魁》质疑

《夺秋魁》是朱佐朝的重要剧作。但现在常见的《古本戏曲丛刊》影印本却并非一个全本。从多方面证明丛刊本《夺秋魁》在内容、主题上存在大量删改,并以天理本作参照,探讨丛刊本被删改的内容并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朱熹"以严为本"法律思想探析

朱熹“以严为本”法律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坚决主张以儒家三纲五常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严格加强法官公正司法为标准的职业道德要求;坚决反对重罪轻刑,主张罚当其罪,明确提出刑罚“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慎刑原则。朱熹“以严为本”法律思想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寻找逝去的心灵--谈谈《左传》中几种独特的心理描写

在我国史传文学史上,《左传》无疑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史学著作。它以其简练、独特的心理描写揭示了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人物的心理活动,凸现了个人的心理动机在历史事件中的促进作用。在我国史学叙事模式草创之际,《左传》独特的心理描写不仅在史学上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而且对后世的叙事文学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望村的馆主》版本批评

《无望村的馆主》的众多版本有不同的版本本性,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初版本(开明本)和福建本。福建本对初版本进行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文体特征等方面的修改,这导致了作品的语义系统和艺术系统的改变。这些修改既有艺术完善方面的考虑,更受到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新的文学规范的制约和影响。     

《韩诗外传》的天道观

作为汉初儒家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韩婴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典籍中的天人理论,构筑自己的天道观。他首先赋予“天”以意志、情感及人类道德属性,并具有无上权利,同时用大量的篇幅论证“天谴”及“祥瑞”,证明上天意志的存在。但他同时认为,人的作用也可以影响“天”的意志。把儒家的仁义道德伦理与其构建的有意志的“天”结合,为儒家的仁义礼制思想的真理性寻找“天命”依据。至董仲舒。儒学便发展成为更为精巧严密的思想体系,完成儒学的学术整合。     

朱熹对"孔颜之乐"的诠释

朱熹认为“孔颜之乐”包括三个方面和三个层次：“鸢飞鱼跃”境界、“无一夫不得其所”境界和“万物各得其所”境界。对于如何求得“孔颜之乐”，朱熹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全面而系统的“无意必固我”、“内外交相养”的持敬方法和“以己及人”“推己及人”之忠恕方法，以及推而至于至极的“致中和”方法。朱熹的诠释不仅推进了儒家人生哲学的发展，而且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反史倡史，一体两面——朱熹史学态度辨惑

朱熹既有不少排斥、反对史学之说，同时亦有许多赞同、提倡史学之论，这就令人对其史学态度生出困惑。从根本上而言，朱熹并不反对史学，他反对的只是将史学凌驾于、优先于理学之上，这是从辨本末之学来考虑的；另一方面，他反对作为权谋功利之说的史学，这是从义利之辨的角度着眼的。朱熹提倡史学乃是其格物穷理、经世致用思想的应有之义。     

朱熹的“理-分殊”及其认识论指向

朱熹的“理一分殊”作为一种理学的本体论模式,具有多重思想逻辑层次的关系和内涵。从普遍的“理一分殊”本体论模式到一般的“分殊”体认的方法论,到具体的敬知双修的认识论,构成了朱熹的一种独特的东方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除具有德知合一、修养与认识合一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有机直觉体认、系统整体把握和主客一体这样几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