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义背后的历史真实——也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罗贯中虽然极力在《三国演义》中美化刘备,丑化曹操,他的这种美化只表现在能够对人物形象产生重大影响的细节描述上,而没有对历史事件进行较大的更改。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的专权独大以及对事物处理的高人一等必然会导致其心理上的唯我独尊,难以容人。研读文本可发现,马谡、魏延、廖立这三人都是自认为很有能力（事实也证明其并非庸才）而爱发狂言。而诸葛亮对这种人的态度也是一以贯之：坚决打击。然而,所有这些错误都被罗贯中以生花妙笔或掩盖（如廖立）或美饰（如马谡）,甚至成为证明诸葛亮智慧过人的＂事实＂（如魏延）,而且这些内容随着《三国演义》的盛行而逐渐被人信以为真,诸葛亮也就成了近乎完美的神人,直至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迷信。     

倾听“智慧”的声音——另一种思维“看”教学智慧

教学智慧对提高教育教学效果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以往对教学智慧的思考是一种直线性的思维方式,不能让人们更加全面地对其掌握。源于已有研究对教学智慧的认识,我们要在关注实践的无限思维空间中认识、在总体上把握、在平淡的教学活动中找寻,以"变化"和"细腻"的眼光把握教学智慧。教学智慧不仅以显性的方式存在,还以隐性的方式存在,对于隐性的教学智慧,教师要在教学反思活动做铺垫的基础上以悟的方式去获得教学智慧。     

实践与哲学基本问题——论冯契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因从知识论的立场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而陷入困境.冯契立足于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一方面以实践为基础,通过人在实践活动中对象的实在感来论证物质第一性原理;另一方面,冯契又借用西方哲学中内在性与外在性概念以及中国哲学中"体用不二"的原理论述了人的认识是可以把握对象的,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为自己的智慧说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基于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一书,归纳分析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看法。梁认为李鸿章是“真将将之才”的兵家,是“为时势所造”的洋务“英雄”,是“应龙入井”的外交家;认为把晚清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将“怨毒集于李之一身”是不公道的。梁与李“政治上为公敌”,然能以公平之心为史,所述凿凿,所论淳淳,为今天评价李鸿章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审视的视野。     

太阳与月亮之美——《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差异及其文化成因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尽管母题相同．但在人物性格、悲剧精神和结局这三方面仍呈现出明显差异。无疑,这两部悲剧的不同特色与孕育它们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本文对两部悲剧这三方面的差异作了粗浅的分析井从文化角度探讨了这些差异的成因。     

“空城计”考略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空城计”因诸葛亮而闻名,但据裴松之所注《三国志》及有关资料考证,三国时虽出现多次“空城计”,诸葛亮却并没有设过“空城计”。然而,历史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过“空城计”,并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王小波小说的智性书写

王小波的小说揭示出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革命逻辑,洞悉了特定时代的荒诞.革命逻辑重视伦理和功利,远离理性与事实.小说还对性进行了重新书写,以性为反抗世俗极权的重要据点和途径,并且解除掉覆盖其上的重重文化语码.让性回到它的自然状态.王小波向往有趣,小说充满了游戏精神.借助黑色幽默,以喜剧形式书写悲剧内容.总体来看,王小波使智慧成为小说本身的一项重要质素和小说审美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昭示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     

萧梁藏书机构考论

我国南朝时期的梁朝,官府藏书事业兴旺发达,藏书数量巨大,藏书处所众多,所编新型图籍颇具影响,为传承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通过考论这些藏书机构,不仅可以感知萧梁政府对藏书之重视,而且还能明了其重视之原因.     

沁水境内梁兴太行忠义

靖康之变北宋亡国后,梁兴为首的太行忠义社,在泽州、阳城、沁水、垣曲、翼城等太行山地区,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斗争。太行忠义的意义不限于配合岳飞抗击金兵,他可能与梁山好汉有关,他的前身可能是梁山好汉。因此,梁兴为首的太行忠义,可分二个阶段：北宋末年,他们已经据险筑砦聚义太行山,反抗北宋暴政;北宋灭亡后,他们改换旗号,才转而抗击金兵,呼应岳飞收复中原。     

蜀汉史读书随笔二则

陈寿撰<三国志>,以<蜀书>的名义记述刘备、刘禅的"汉"政权,这有其特殊原因;今天,则应名从主人地称"汉",或者沿用旧称地称"季汉",底线是约定俗成地称"蜀汉".又余明侠著<诸葛亮评传>,在资料的去伪存真、思与行的有机结合、思想的发覆阐微、生平的考辨求实、以史证文而还诸葛亮以本来面目等方面,为尤其值得肯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