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说文解字》的影响及评价

阴阳五行思想是汉代社会思想的重要方面,它充斥着汉代文化的各个角落,对许慎著作《说文解字》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数字、五行、颜色、干支、味道、五藏等用字,许慎放弃文字学角度的说解而改用阴阳五行思想,对此,今人需要用“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全面解析,不能生硬否定。     

《墨子》英译本中的文本误释与翻译策略

《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目前,针对《墨子》李译本的研究为数甚少。结合具体实例,从李译本的翻译成果看,李译本中存在文本误释现象,因此,观察造成文本误释现象的主客观原因,探讨译者的翻译策略,正确解读文化差异尤为重要。     

“箱根计划”辨伪——兼及口述回忆资料中的“观念性作伪”现象

连瑞琦回忆录所述与杨虎城回国反蒋之"箱根计划",不论就其资料出处、计划制定过程,还是就其内容要点及所谓执行过程来考察,均属虚妄无稽之事。口述回忆资料中较普遍存在的"观念性作伪"现象,常具有四种表现形式和五大特征,不仅其辨别甚难,且极易蛊惑史家而导致谬说流行。     

俞庆棠民众教育思想及其对农民教育的启示

俞庆棠的民众教育思想以社会全体民众为服务对象,拥有务实、丰富的教育内容,采用灵活机动的教育形式和科学技术手段,为解决我国目前农民教育问题理清了思路,提供了借鉴。实行农民教育意义深远,应当结合农村实际与农民需求,创新教育形式和课程,整合社会资源,鼓励多方合作交流,设立农民教育示范基地,培养农民模范。     

项羽与“布衣王侯之局”——兼论秦汉之际的社会阶层变动

西周世卿世禄制度在春秋战国之世逐渐被诸侯国实施的功勋授爵制度所取代,"封侯"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愿望。秦国商鞅变法,所颁二十等爵制中多有以功勋授爵之爵级。反秦战争爆发后,陈胜以"黔首"自立为王,激起了社会各阶层对"封王"的渴望。随后项羽分封,不论出身,只论军功,自"西楚霸王"而下所封王、侯中多有平民,此即所谓"布衣王侯之局"。刘邦在与项羽的对抗过程中,因以弱敌强之形势所迫,不得不继续分封王、侯以争揽人才,韩信、彭越等遂以布衣封王。楚汉战争结束时,刘邦一方"布衣王侯之局"已成,受封王侯者治国理政,终开赵翼所谓"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后宫视域中的左思兄妹及其文学书写

后宫视域的引入,对还原左思兄妹的生平和他们所处的人际网络颇有裨益,也有助于对其文学书写内涵的理解。就左棻而言,后宫中应诏作文的创作情境,使其文学书写往往带有为文造情之弊。但宫廷生活也为她提供了游心艺文的时间和空间,以及接触流行文化风尚的机会,她作品的题材、构思及美学风貌均与士林趋同,达致了"预流"之境。就左思而言,《三都赋》体现了外戚人际网络对其文学书写的助益,而《悼离赠妹二首》与《娇女诗》则反映了身为外戚的他对女性才德观的独特思考,可以窥见其心态嬗变的原因。     

周必大《玉堂杂记》单刻本版本探源

为探明《玉堂杂记》四库单刻本的渊源,本文采用校勘学的基本方法,比对现存各种版本,透过异文信息,发现四库单刻本与《百川学海》本系出同源,厘清了《玉堂杂记》的两个版本系统,进而考证了单刻本系统的版本源流.     

王国维校录《张子野词》发微

王国维校辑本《张子野词》是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词学文献,本文首先揭橥其文献特征和流播过程,并对其校词的特色、存在的误区等进行讨论.以此为基础,探讨《张子野词》对王国维词学建构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分析王国维探讨张先词时对“境界”说的体认,随后探析王国维并不特别看重张先词的原因,并以此为例探讨其论词标准.最后讨论王国维在创作方面对张先词的潜在接受.     

论元代余阙《合肥修城记》的地方历史文献价值

合肥人余阙是元朝第一忠臣,为记元末合肥修建城墙撰写了《合肥修城记》。该文详细记录了元末合肥城墙的修建情况,描绘了宋元时期合肥良好的民风民俗,颂扬元末合肥地方官员懿德,道出他本人是合肥人及元代城墙修建政策的改变,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合肥地方历史文献。通过分析该文所含有的有关合肥的信息来揭示元末合肥社会实态,并用其他史料加以佐证,全面论述了该文作为合肥历史文献的价值。     

《说文通训定声》指事字辨正

汉字中的指事字数量较少。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列出了125个指事字,并将这些指事字分为纯指事字、象形兼指事字、会意兼指事字、形声兼指事字四类。但其目录所列的一部分指事字与正文所释有相悖之处,我们将把这些指事字分别罗列,加以整理,并对其进行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