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三朝记》初探

《大戴礼记》中《千乘》等七篇,一般视为《孔子三朝记》,但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认为这七篇只不过是《三朝记》的一部分,原本《三朝记》包含《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等篇。本文通过各种文献所记载的哀公与孔子的问答分析,推测《三朝记》不包含《千乘》等七篇以外的哀公与孔子的问答。《三朝记》的写作年代,目前不能确定,但无疑是荀子以前的作品;也很难推测《三朝记》的作者是谁,可能是曾子和思孟学派以外的儒家所作。     

论夏竦的应制诗

北宋诗人夏竦的应制诗,数量多,比例高,内容全面,其中像奉和御制读史、奉祀仪典、奉和御制斋醮崇道等应制之作,对于了解当时的时代环境、社会风气、文化政策和统治者的生活等都具有独特意义。从应制诗本身的发展历史看,夏诗富艳、典奥、温雅的多样风格,最终使应制诗的基本风格趋向定型和规范,其律体、杂体、骚体并用的体裁形式,则又显示出一定的开拓性和创造性。     

南宋浙东学者的文道思想述论——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

南宋乾、淳之际的浙东学者大多兼擅经史文章,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朱熹等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也较为通达,对南宋以来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纠偏意义.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意图统合程学之"道"和苏学之"文",但其思想显得博杂而欠通贯;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则仰溯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强调为文要有关治道,流露出浓厚的崇古和事功色彩,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但是吕祖谦的伦理本位和叶适的事功本位思想,对"文"也造成了一定的疏离和损害:吕祖谦随着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后期逐渐疏远了文章华藻.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则表现出向"泛文学"的复归,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却使文学落入儒家功利思想的桎梏.     

从释赞宁身份看《宋高僧传》的编撰性质

释赞宁<宋高僧传>是承继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宣<续高僧传>编撰而成.从身份上来看,因释赞宁与最高统治者关系密切,故<宋高僧传>具有官修性质,而其他二部僧传却带有私修性质.     

金代女真人的骑射体育活动

以骑射为基础的射柳、马球和围猎是金代女真人最喜好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活动除了娱乐、健身外,还有重要的军事目的。     

宋代夫妻寿词探讨

宋代夫妻寿词因所寿对象与词人关系最为亲密,又不存在官场职位、长幼辈分等差异,故在表达对妻子或丈夫的祝寿意愿时,也就滤去了诸多谀颂成分甚或违心之语而更加真挚动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宋代夫妻各自的生活与精神面貌。     

即事类乐府在宋代的创作与渐变

以＂病时＂与＂即事名篇＂为主要特征,＂忧黎元＂、＂补时阙＂为其核心所在的即事类乐府,不仅为宋代诗人所雅好,而且还使之成为一时之创作风气。宋代的即事类乐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类型上主要分为＂自创新题＂与＂袭用新题＂两种。相对于唐代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以＂为事而作＂的新乐府,宋代的即事类乐府在形式特征方面已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即其诗题大都由原来较为单一的＂汉乐府式标题＂,一变而成为以＂×××歌＂、＂××行＂、＂××吟＂结构的歌行类乐府。而近体诗在这类乐府诗中的出现,则标志着古体诗一统即事类乐府天下的局面,在宋代已为诗人们的艺术实践所打破。     

胡仔与张戒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岁寒堂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岁寒堂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二书的诗学观不无相合之处：论诗崇尚诗骚、汉魏,称道渊明;高度肯定李、杜、韩、白等人之诗;肯定宋四家的转益多师。但其差异性更是显而易见：胡仔论诗兼取唐宋,认为诗歌代有才人,肯定了宋诗的成就及新变精神;张戒论诗宗唐黜宋,认为诗以代降,代不如人。尤其是对苏、黄的批评,前者体大包容,后者精深激切。二人对宋诗的健康发展都功不可没。     

浅析山西地方戏曲旅游资源的价值

地域特色文化旅游是当今旅游行业发展的新焦点,山西拥有丰富深厚的地方戏曲旅游资源,具有重要价值。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对弘扬地方文化,拉动区域经济建设,树立地方形象品牌意义重大。     

《〈宦门子弟错立身〉校注》词语札记

钱南扬先生的《〈宦门子弟错立身〉校注》对《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的生字难词、戏剧术语和方言俚俗语等详加解释,多所创发,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缺陷。文章主要讨论《〈宦门子弟错立身〉校注》中＂敷演＂、＂却＂和＂且＂的词语释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