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祜诗歌中的盛唐情结——兼论其对李、杨故事的再创造

唐诗中吟咏李杨题材的作品约120首,而张祜关于这一题材的作品有近三十首,主要内容和思想倾向约有三端：一是反映李、杨之间真挚的爱情,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二是描写开元、天宝时期宫中的节日和戏剧表演,突出当时繁华热闹的场面,表现自己的盛唐情结,同时也透露出对统治者奢侈享乐、注重享受,忘记国家隐患的忧虑;三是叙写宫廷中的奢侈生活,批判了玄宗皇帝得意忘形之态,描写了杨妃及其家族得志猖狂之形,对宫廷生活的暧昧之处也有所揭露。     

论唐代孙子兵学的渊源与发展

唐代是孙子兵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孙子位居兵学"亚圣"地位,《孙子兵法》实际上被视为兵书之首,传承广泛,影响深远。唐人注解《孙子兵法》达到高峰,注本丰富,有注释,有阐发,多有创见。唐代孙子兵学私学色彩明显,出现家兵学现象,还融合儒家、道家等思想,萌生道兵家流派。     

古代中国的运河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唐代汴河为中心

唐代汴河改善了沿线城市的交通环境,促进了传统城市的新发展,同时催生了一些新兴城市,大大地推动了城市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致使黄淮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汴河为轴心的贸易关系密切的城市带。这一过程中,汴河、交通、商业、城市之间构成了同步运动,汴河交通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     

试论中晚唐富民阶层的城乡放贷行为

从中晚唐起,富民阶层逐渐崛起。富民阶层成为城乡放贷的主要力量,对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起了积极作用。富民阶层在放贷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牟利,显示出其作为新的阶层的强大力量。     

唐代天文人才的培养与任用

唐代天文人才的来源,主要有官方培养和民间征辟两种方式。官方培养由天文机构太史局承担,具体由灵台郎(天文博士)、保章正(历法博士)和漏刻博士负责。民间征辟是在官方天文人员紧缺的情况下,皇帝发布诏书,向天下诸州征求民间比较优秀的天文历算人才。此外,唐代还通过多种渠道吸纳一些有天文特长的官员参与天文事务,以充实国家的天文力量。     

魏晋到隋唐佛像背光创作流变述考

佛教崇尚光明,认为佛的身体有种种光明,佛光在佛像中以背光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像背光的宗教内涵与艺术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我国魏晋到隋唐这段时间佛像背光的创作非常发达,通过对其发展演变的整理研究可以管窥佛教的像教意义及我国佛像制作发展的艺术历程。但目前对此尚无成系统的专门论述,选取此阶段有代表性的一些佛像背光进行比较分析,述其流变轨迹,以见其由最初的依据佛经为得福报而造背光,到以背光雕刻来扩大宗教宣传的影响,再到后来成为装饰性的纯艺术作品的发展过程。     

唐代儒释道文化之兴盛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唐代尽管出现过唐初重道、武后重佛、中唐儒佛对抗、晚唐排佛重道的此起彼伏的社会思潮,但三教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并行存在、各自发展。唐代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包容性特征,直接促使唐人形成充满活力的艺术创造精神。这种艺术创造精神表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方面,则呈现出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喜人景象: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以韩愈为首的"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和以白居易为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与初唐陈子昂高倡"汉魏风骨"、"风雅兴寄"的文学革新精神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横贯全唐的现实主义诗学精神,有效发挥了"诗教"的社会功能;在道家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唐代士人在"兼济"无望的情况下,遂选择了"独善"的避世归隐之路,他们遁迹山林,神游云霞,其诗歌想象之丰富奇异,意象之瑰丽神妙,意境之凌虚飘渺,将浪漫主义的诗学精神推向了新的境界;在佛学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式的佛学——禅宗"即心即佛"、"无着无住"的随缘任运的思维形式与"当头棒喝"的"顿悟"意念,直接渗透到唐人诗歌的艺术中。     

论张坚及其《玉燕堂四种曲》

张坚是清代在传奇创作上颇有特色的戏曲作家。张坚一生穷困落魄,特殊的人生阅历对其戏曲作品《玉燕堂四种曲》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随着年轻梦幻的破灭,剧作的情感内涵由最初的"情大于理"向"理制约情",最后向"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情爱转变;另一方面剧作又表现出特有的幕僚文人心态。《玉燕堂四种曲》在戏曲体制、情节关目、语言艺术上都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中晚唐悯农诗歌的艺术特点浅析

悯农诗发展到中晚唐,出现了全盛的局面,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浅析"从作品的叙事性、诗章结构特点、人物刻画、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艾约瑟史学思想与对西方史学的绍介

“欧洲中心论”成为艾约瑟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此为视角和立论的出发点,发表他对中西史学的观点和见解,对西方古典史学和近代史学的独特性和价值引以为豪。艾约瑟是从思想史自身的脉络来体察唐宋之际思想史上的巨大变革的,其“唐宋思想变革论”的提出,主要得益于道教、佛教和儒教的融合,儒生借取道教、佛教的“哲学观想”,从而赋予儒家哲学形上学的色彩,这种思想与中古儒家思想相异其趣,体现了较强的思想史范式转换的特色。艾约瑟对西方古典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抱有温情的敬意,认为研究西方史学应从古典史学开始,古典史学是西方史学的源头,故他对古希腊、古罗马著名史家皆有论述和评析。艾约瑟的史学素养不仅仅表现在对古希腊罗马古典史学的介绍,同时也表现在他对西方史学最新成果的分析和阐释,为沟通中西史学的交流和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