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官者的修己功夫

儒家道德理想设计的基本指向是培养一种“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即“圣人”人格，其中的“内圣”是以道德理性为前提，强调道德的自我力量，由“内圣”至“外王”，“修己以安百姓”。因此为官者的修己功夫不仅仅是一种性情上的陶冶，而且还有更深远的现实意义。     

政治对文学的召唤——以河南籍作家姚雪垠、张一弓的创作为例

中原文坛上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姚雪垠、张一弓的创作都遇到了政治对文学的召唤问题。为了不受政治的制约,姚雪垠创作的《李自成》向现代文化救援;张一弓创作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向传统文化救援。他们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明代臣僚封爵制度略论

洪武初年定五等爵制,皆须军功,有大功方可封公、侯。武官因袭替制度的存在,故最低封侯,以下世袭指挥使。永乐以后伯爵规格提高,武官有功则封伯。而明初文官在严酷的政治气氛下难获封爵,故子、男长期虚置,逐渐废革。此外,《大明律》文官封公侯条件极高,故此后文官有大功亦止于伯爵。宣德以后,臣僚封爵即落去职事官衔,爵位与职事官衔并立的局面终结,勋臣只出任差委。明代封爵待遇较唐宋优厚,但祖宗之制与明中后期政局的变化产生矛盾,文官地位崛起而不许封,武官地位日渐低下而难获封,使爵位在百余年中仅为承荫袭爵者把持。     

清末留日学生与游日官绅之比较——以立宪风潮中直隶游日官绅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赴日本学习及考察的中国人,分青年学生和官绅两大类.1905年以前,以南方两湖、江浙、广东、四川等数省的青年学生为主;1905年以后则以直隶为中心的体制内的官绅为主.二者在日本所关注和学习的内容不同,思想和行动有别;归国后的作用也存在差异.     

“清官论”之嚆矢--廉政视野解读《官箴》

用廉政文化眼光,解读宋代吕本中《官箴》提出的“清慎勤”三事,揭示其内涵和意义。《官箴》以“清”冠篇首,义贯全文,阐发了“临财”廉的内涵。首次赋予官员种种“清”的品格,“清官”概念首现中国廉政文化史,《官箴》成为历史上“清官论”嚆矢。著者吕本中采集“前言往行”,结合自身为官体验,为“清官论”注入很多新鲜元素,成为资政诲人的思想工具。     

《清代福建大员巡台奏折》的史料价值

作为"中央政府管理台湾文献丛编"之一种的《清代福建大员巡台奏折》,共收录福州将军、福建督抚、福建水陆提督及其他官员巡台奏折471份,对准确反映台湾地方经济社会状况、全面呈现福建大员轮值巡台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以及补证清代台湾历史史实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祷雨：协调人与自然和官民关系的祭祀活动

民间信仰有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能,在维系社会安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祷雨是协调官民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祭祀活动。地方官员把祷雨作为解救干旱的重要活动,是拯救民众的爱民之举。祷雨的神祗有山神、龙王、海神、通远王、妈祖、岳帝爷、城隍、佛、仙等。民众认为,祷雨灵验乃山川神祗响应效灵,也是地方官员诚心祈祷感动天地而赐雨,于是“吏庆于朝,民歌于野”,送匾额答谢神祗,建甘雨亭、喜雨亭、灵雨亭或立碑颂德,以答谢官员。     

唐代进士入仕的主要途径及特点

唐代举子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取了入仕前的一种身份。若要得到官资，必须先通过关试，再由吏部铨选、制举、吏部科目选以及使府辟署等途径入仕。吏部铨选为通常仕进之路，制举和吏部科目选为快速仕进之道，使府辟署为回旋仕进之途。多种渠道选拔人才是唐代选官体制的基本特点，修业奋进跻身官场是唐代进士及第者的普遍心态，由此散发出的文化气息，影响着有唐一代的社会生活。     

清朝文官义务与惩戒制度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在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朝文官义务是文官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清一代文官义务较多,主要可以分为清朝律例规定的义务和因其道德伦理而产生的义务两类,但在实际中这两方面的义务有很多是互相交叉的。把文官义务与惩戒制度进行结合,有利于促进文官义务的履行,而结合文官惩戒制度探讨文官义务,也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文官义务的具体内容,把握文官义务的内涵。清代文官义务对清朝有重要影响,对当代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邓小平的党员干部廉政思想及当代启示

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党的形象和民心向背,影响党的政权的稳固,因此我们党一直重视加强党风建设。邓小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改革开放的建设实践对党风建设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方面有深刻的论述。他在党的思想道德、组织纪律和作风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理论思想,给当前我们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党风建设,推进反腐败工作以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