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王蚕丛考辨——蚕丛实为蟾丛

文献记载“蜀先称王者为‘蚕丛”’，但考古发现却证明，与蜀王有关的是“蟾”，而不是“蚕”.巴蜀文字中常见的“手心”文所表达的其实是“蟾丛”，并非“蚕丛”。之所以“蟾“演变为“蚕”，首先是二者的谐音；其次是后世蜀地丝织业的发达；最后则离不开文人的想像和渲染。     

从行政管理层面探析公务员的幸福指数

公务员在履行公职过程中,其精神状态直接影响行政管理工作所涉及的各个领域,进而影响工作大局和广大民众的利益.精神状态是幸福指数的具体体现.为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工作运行机制,推动法治政府的构建,从而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幸福指数.着重从行政管理工作运行机制的层面,分析公务员幸福指数的特点;分析当前影响公务员幸福指数的因素;以及探讨公务员幸福指数稳定增长的路径.     

古代日本寺院经济兴盛的原因探究

古代日本佛教寺院势力的上升是以政治地位的提高为前提条件,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并且两者相辅相成,随着佛教的影响而扩大,伴随着庄园制的发展而高涨的。本文着重探讨日本寺院经济在大化革新后到平安时期内发展、壮大的原由。     

论梅内姆时期阿根廷公民社会的质化发展

阿根廷在梅内姆统治时期(1989—1999年)政治民主化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公民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主要体现在:公民社会组织数目增加、活动频繁,"社会责任政治团体"不断兴起并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新闻媒体的作用日益加强,此外,公民社会的发展还取得了一定的制度性成果。     

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同一说，证明责任即举证责任；从属说，两者是从属关系；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含义不同，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树立正确政绩观,打造务实亲民政府

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领导干部能取得什么样的政绩,关系到政府的办事效率,关系到政府在人民群众心里的形象。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打造亲民政府,实现和谐社会。     

推陈出新--孙中山民权论之我见

20世纪初期,先进的中国人对民权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以孙中山为代表,认为所谓民权乃是“人民之权”;一种可以说是以梁启超为代表,认为所谓民权乃是“君主之权”。孙中山民权观的基本内核是“五权宪法”、“直接民权”和“权能分治”,在当时的背景下,孙中山的民权观无怀疑达到了历史应有的高度,具有推陈出新的重大的价值。     

汉人引《诗》决狱刍议

汉人引经决狱深刻反映了秦汉之际儒、法两家融会合流的趋向。入汉以后,儒家思想以经典形式不断对政治和法律进行渗透与改造。哀平时期,《诗》学取代《春秋》,《诗》成为当时官方决狱断事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经典的诠解归根结底是为皇权服务的,曲意解经,牵强附会,实为人治之一大弊。     

对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思考——以荆楚地区的唐诗研究为重点来考察

从地域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近年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关陇、中原、吴越、巴蜀、岭南等地区的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日丰。但作为既有悠久传统,又有着典型的地域特色的荆楚地区的文学,从《楚辞》以后便很少有人问津,给人以楚文学从汉末就中流截断之感。其实,由于荆楚地区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民族性格,使荆楚文学一直以独特的地域性,流响在华夏文学的水脉里。     

从《说文解字》看中国先民的审美意识

以许慎《说文解字》中与审美范畴相关的字词解说为对象，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在饮食审美意识、人体审美意识两大方面考察了中国先民的审美意识。考察结论：中国先民审美意识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和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