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通过对高等院校的生均成本和总成本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本专科教育依然符合规模经济现象,但在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中,研究生培养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在我国多产出的高等学校中,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之间的范围经济现象显著存在。对此,高职高专院校可以挖掘现有的潜力,扩大招生规模;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将发展战略转变为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单一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可以发展和加强人才培养功能,或者寻求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甚至合并。大众化条件下应对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实行分类管理,加强针对性,以促进其充分发挥多样性的功能和特点。     

“竹帘”背后的中国——1949-1971年《时代》周刊的中国报道评析

1949.10.1-1971.4.9《时代》周刊的报道中所呈现的中国,是一个极度负面的＂风雨飘摇的邪恶帝国＂的形象,这一形象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距较远,其报道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准确和片面的成分。导致这一时期《时代》周刊对中国的报道不太客观公正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其持有强烈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二是其将中国视为严重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敌人。     

全面成本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

本文对全面成本管理进行了全面剖析,通过新旧成本管理的对比阐述了全面成本管理的先进性,然后从全员参与、全面管理、全过程管理三个方面结合林西矿业公司的实际论述了全面成本管理的时效性,以及采用这种管理方式的必要性。     

独立学院仪器设备效益评价探讨

对独立学院仪器设备资源进行效益综合评价是必要的。制定合理的评价标准对于实施评价、促进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有重要意义。制定评价标准应该坚持分类原则、保底原则、标准定级原则和实践原则。     

晋商信仰浅析

晋商信仰多种多样,但主要以关公信仰为主。统治阶级大力宣扬、顺应民众的普遍信仰和提高商人社会地位的心理需求是晋商信仰的历史背景。晋商信仰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促使晋商树立了共同的价值观,提高了晋商的社会形象,培养了晋商敬业自律的职业道德,给离家在外的晋商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成功后的晋商得利忘义,经营风险提高,不能广纳社会贤才等。     

浅谈加强和改善国有企业管理

国有企业管理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追求企业管理的完善永无止境,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有企业要一改过去的传统思想,全面落实与时俱进精神,不断从各方面调整、完善自己.本文首先剖析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管理措施,并结合本单位的实际,进行具体分析.     

基于无人机激光点云的树障检测与砍伐树木数量估算

电力走廊的树木生长会对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营造成巨大影响,精确检测出影响线路安全的树木并将其砍伐至关重要。因此,提出一种基于无人机激光点云的树障检测与砍伐树木数量估算方法。首先,对激光点云进行快速自动化处理,先后精确提取地面点、电力线点与植被点;其次,基于电力线点进行分段,并分析电力线与植被点的安全距离,进而确定树障区域的位置和范围;最后,对树障区域植被点云进行单木分割,并统计单木数量,最终实现砍伐树木数量的精准估算。研究结果表明,无人机激光点云可以实现输电通道树障的有效检测与砍伐树木数量的精确估算,总体树木砍伐数量估算精度可达92.3%,可为输电线路安全运营提供遥感技术支撑,也可为电网运维单位制订树木砍伐计划提供可靠依据。     

一种新的模糊边缘检测算法

基于信息论中最大熵原理 ,提出了一种新的模糊边缘检测算法 .首先介绍了模糊概率、用条件概率与条件熵定义模糊划分熵的概念以及模糊划分的原理 .算法利用了自然划分以及梯度图像模糊划分的关系 ,在条件概率与模糊划分熵的基础上 ,通过最大模糊熵原则实现图像分割中最优阈值的自动提取 ,从而实现图像的边缘检测 .对不同测试图像的边缘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表明了该算法的有效性 .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失业

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占我国全部劳动者的比例非常低 ,但最近几年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却有越来越难的趋势。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是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制度背景下 ,大学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相互搜寻的结果。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过高的工作转换成本 ,使大学毕业生“宁要城里一张床 ,不要农村一幢房”,但城里的用人单位却因过高的解聘成本和户口成本而不能吸收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因此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缓解和解决 ,要依赖经济发展 ,也离不开体制改革     

金融危机的观察:以风险与法为视角

过于关注危机监管的法律人忘记了一点,在认识论意义上,对危机的观察都预设了某种区分,区分不同,观察结论各异,因而危机应对之法也有差别。以危机／风险之区分为出发点来观察金融市场,可发现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和监管的滞后性。这不仅源于危机的风险本质,还在于基于风险／安全、风险／效益和风险／文化的不同观察图式来审视金融风险,亦可能带来危机对策法上的冲突与对立,因而在治理上很难达成共识。尤值得关注的是,只有在风险／文化这一区分指引下,法律人才有可能增进在中国语境中的危机观察能力,找到契合“本土资源”的危机应对策略,而不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