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业绩评价方法的比较研究

公司业绩评价对企业、政府相关人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目前业绩评价方法较多,并且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通过对多种业绩评价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为相关人员选取更适合自己公司的业绩评价方法提供参考建议。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替代抑或互补？--基于公司风险的治理效率检验

以公司风险为切入点,以1999—2012年我国2375家上市公司19469个年度观测值为研究样本,检验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治理效率,并通过交互效应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导入独立董事制度前监事会治理效率微弱,导入独立董事制度后监事会治理效率有了明显改善,说明从国家宏观层面看,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增加了治理监督的制度供给,优化了制度结构,获得了制度竞争带来的红利。（2）勤勉履职的独立董事有利于降低公司风险,表明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设立独立董事具有经济合理性。（3）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两者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说明从公司微观层面看,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存在职能冲突,并不利于降低公司风险。采用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双头”监督模式难以从根本解决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监督的有效性问题,最佳的选择是,允许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同时并存、共同竞争,许可公司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内部监督模式。     

投资项目现金流序列的分式布朗运动预测

投资项目收入现金流的预测目前以定性分析为主.文中根据项目现金流序列的共性,证明项目现金流序列具有分式布朗运动特性,并首次采用分式布朗运动对投资项目的收入现金流序列进行预测,还解决了其中赫斯特指数的确定.最后用一个素例验证分析,所得结果可广泛适用于项目经济评估实际,提高项目决策水平.     

企业资本减少对财务绩效影响之研究分析

一般企业在股票市场的减资活动可分为二种:一种是像欧美市场所减少的为每股票面金额,第二种是因面额固定因而现金减资,即减少流通在外股数,并将减少的资本退回给股东,除有维持财务绩效稳定成长外亦可减轻公司代理成本。如今现金减资已成为企业提升财务绩效的重要工具,更是资本市场一个讨论课题。现金减资活动因有企业资产减少肇成公司闲置资产下降,导致公司财务绩效比以往更有效率,进而提高了公司的报酬率。     

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的验证

本文将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司财务理论交叉研究,分析了自由现金流的代理问题出现的行业特征以及公司红利政策、投资政策。选择效益一直很好的白酒行业为调查对象,验证了在我国自由现金流的代理问题的存在,并探讨了相关的减小代理成本的财务政策,即分红、股票回购、债务融资与增强经理人报酬业绩相关性。这对于一些利润丰厚、现金流充足的国企公司治理也具有借鉴意义。     

大股东终极控制权增长模式与隐性收益

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视角研究了大股东终极控制的模式与隐性收益。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是大股东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两种重要方式，造成了大股东对小股东掠夺行为的强烈动机。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分析了大股东掠夺行为产生的机理，大股东能够用较少的现金流权来实现对公司的实质控制是掠夺行为产生的本质原因，从而攫取更多的控制权隐性收益。     

银企关系与代理冲突:基于日本上市企业现金持有量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为分析样本,通过实证检验银企关系、企业现金持有量、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考察银行在日本企业治理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发现,与银行关系密切的企业持有的现金水平较低,但是有些企业因过度借贷而持有较多的现金。结果还显示,企业与银行关系越密切,企业价值受损越严重。本文结果表明,日本银企关系具有两重性,与银行关系密切的企业获得了融资便利,但同时要遭受企业经营者与银行股东串谋所导致的代理成本。本文研究为建立我国新型银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实际控制人对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影响

以2004～2006年在深交所主板上市的国有控制公司和民营控制公司为样本,对实际控制人类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同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民营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显著低于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随着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增加,民营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显著降低。     

企业投资主导要素研究

现金流和成长机会作为影响企业长期投资决策的两大核心要素,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思考,二者之中,谁是主导企业投资的关键要素？学界尚缺乏讨论。进而,鉴于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对企业经营发展意义的差异性,本文将区别研究两种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现金流,还是成长机会？同时,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宏观经济状况与投资者情绪对两类投资对其主要驱动要素的敏感程度。为使研究结果更为准确且有意义,我们通过查找科技部官方网站公布2006-2013年度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名录,逐一确定其中的上市公司,以此为样本,借鉴McLean和Zhao(2014)的投资决定模型进行研究。（注意：此处公式见文中P3的公式(4)）本文将资产投资率I/A区分无形资产投资率与有形资产投资率分别研究,将成长机会q与内部现金率CF/A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且体现宏观经济状况E与投资者情绪S对两种驱动要素与投资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实际,本文参照Baker与Wurgler(2006)投资者情绪指数的构建方法,以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交易量、IPO数量、上市首日收益、新增投资者开户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六个指标为基础,并与工业生产增加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四个宏观经济状况的代理变量正交化,以此消除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审慎地构建了适合中国现实背景的投资者情绪指数。同时,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企业无形资产的投资实际,本文将其界定为“无形资产投资”、“开发支出”资产账户的本期增量与费用化的本期研发支出的总和。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无形资产投资与有形资产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现金流,还是成长机会。本研究得到了有意义的结论：无形资产投资受成长机会驱动的敏感度几近或者胜过其受内部现金流驱动的敏感度;而有形资产投资则相反,其首要地受内部现金流驱动,然后才是成长机会;总资产投资主导要素仍为内部现金流,这与我国企业投资仍以有形资产投资为主的事实相符。此外,在考虑企业环境状况时,本研究还发现,投资者情绪强化了成长机会对企业无形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作用,而向好的宏观经济状况却强化了企业有形资产投资决策对现金流依赖的敏感性。本研究从一个新颖而独特的视角提出企业投资决策中主导要素问题的思考,借鉴并创新性地应用了国际学术前沿模型,区别关注无形资产投资与有形资产投资,并综合宏观经济状况与投资者情绪外部影响,研究中国企业投资问题,夯实了企业投资理论,充实了投资驱动的相关研究成果,有着较大的学术参考价值。同时,在这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无形资产日益成为企业决胜市场的关键,确定其主要驱动因素至关重要,本研究对企业创新及研发活动投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适度股利支付水平制定中的目标体系构建

以估价和股利分配为特征的现代公司理财越来越需要对股利支付水平进行更加精确的定量分析，然而在定量分析中尽管股东财富最大化是制定股利支付水平的最终目标，但由于其本身的抽象性而不能作为指导股利支付水平制定的具体指标。因此应建构一套能较好驱动股东财富增长、现实可行的指标体系，作为股利支付水平的制定依据，以提高股利政策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