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量刑均衡问题

量刑不均衡问题是当前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法院、不同法官之间,对同类案件在裁判中出现不同的结果,量刑偏差甚大,严重影响刑法的统一实施,不能体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量刑失衡是多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有认识、立法、司法及其他因素等共同造成的。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关键是要统一法官量刑的指导思想,制定科学的量刑具体标准和法律尺度,节制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相同的犯罪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法官裁判中都能得到公平的处罚,以体现个案公正和社会正义。     

刑事补充侦查问题研究与探讨

针对《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7条取消审查批捕阶段的刑事补充侦查的规定和有的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存在违法行使刑事补充侦查职权的问题，笔者在本文中就刑事补充侦查这一专门问题作了粗浅的研究与探讨，提出了取消审查批捕阶段的刑事补充侦查的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观点和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应如何正确行使刑事补充侦查职权等观点。     

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郑

春秋列强都把控制郑国当做战胜对手、建立霸权的必要步骤，因为郑国位处中原核心的交通枢纽，其国力不弱，归属何方对战略格局举足轻重。     

刑法经济性论略

刑法经济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刑法经济性作为刑法谦抑性之“量”,从本益分析的角度反对不计成本和效益的刑法之滥觞,使刑法的谦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由定性分析转化为定量分析,亦为犯罪内涵和本质的界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刑法的经济分析并非万能的,其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略论单位犯罪

单位犯罪，是一种以单位利益或者以单位名义而实施的犯罪，也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具有不同于自然人犯罪的特征。绝大多数的单位犯罪都是不纯正的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以“双罚制”为主，也有少量的“单罚制”。单位犯罪在我国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因此要注意正确地认定。     

中国简易刑事程序立法沿革述评

中国自清末“变法”时就出现了简易刑事程序的立法雏形，民国期间立法尤为完备，然而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法制传承出现了断裂的局面。为了搞好当下的法制建设我们有必要重温历史、梳理中国简易刑事程序10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发掘和利用那些被我们遗忘的“本土资源”。     

关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设立模式的解读

刑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模式既是一个立法论问题,也是刑法解释论中的一个基础问题。我国"犯罪成立模式说"对传统刑法"犯罪既遂模式说"的批判并不成立,"犯罪既遂模式说"不仅在解释论上具有可行性,也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     

刑事赔偿制度之我见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主要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获得赔偿。但在实际操作中，被害人往往不易得到赔偿或不能得到全额赔偿。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强化我国刑事被害人获得刑事赔偿权力的保障，增设国家补偿制度具有主要意义。     

通讯监听行为的法律规制

通讯监听是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采用通讯监听这一种技术侦查手段,该项行为直接影响到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言论、通讯自由、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因而会发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冲突。在中国,由于对通讯监听行为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因而应当以法律形式对通讯监听的案件范围、适用对象、前提条件、审批程序、实施期限、执行措施以及监听材料的具体使用等进行合理规制,以使它能够在正当法律程序范围内规范运行。     

刑事政策概念辩析

刑事政策,是国家政权机构创制而由国家与社会多重力量加以实践,针对犯罪和相关行为及其行为人,由法律和社会诸多手段协调组成的,旨在控制犯罪,维持社会治安的策略与方案的系统。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应当是控制犯罪。刑事政策的决策主体只能是国家政权力量,但是,刑事政策的执行并不排斥甚至需要社会团体乃至公民个人的协同配合。刑事政策的客体,不仅针对行为,而且针对有关行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