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双行诗体和卞之琳的诗译

15—18世纪,双行诗体是英诗中具有极高价值的诗体,它的运用往往凭借博学与机巧。双行诗体具有很高的文体地位、丰富的形态。除素体诗外,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格律韵诗主要是双行诗体。虽然卞之琳宣称采取刻意移植,亦步亦趋,刻意求似的诗译策略,然而,根本上却是汉化的改写,有意追求遣词造句上的庸俗化（近似＂打油诗＂）,在理解和效果上,与原诗差异较大。     

毛泽东诗词中的“天人合一”因素（2）

毛泽东基本上继承的是“诗言志”的优良传统,其诗词大都属于抒情言志之作。但是,通过对抒情言志所用日月流转、冬去夏来、虫鱼律动等自然意象的挖掘,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深处,具有一个心物交融、心物一体的“天人合一”情结。     

二十年代新诗流派审视

“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创造了完全解放的新诗体——自由体诗，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创了新的诗风。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第一次大繁荣。     

从抒情功用上看现代白话诗的贡献与偏差

中国现代白话诗有过偏于言志的现实派、偏于哲理探索的小诗派、偏于主观抒情的浪漫派等,各有贡献和偏颇。诗之本真还应当是以抒情为主。应该是一种＂内敛式＂的,并能引人思索的抒情而绝非一望无余式的渲泄。     

柳永评价“热点”“盲点”透视

本文认为，柳永的人品既不卑鄙，也不高尚，他是世俗中人、性情中人。其词品与人品之间不能划等号，也不应以道德评价代替审美评价。柳词在历代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价值增减和变异，它被接受者积极或消极地“曲解”。应充分重视评价差异性的接受者因素。柳词在词史及文学史上的成就是由其“时效”价值和“历时”价值共同构成的，柳词的“俗”化在文学观念上有突破性的意义。柳词的文化史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民文化、都市文化、通俗文化的成就和发展方向。应结合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对其做出既合乎历史的、又合乎逻辑的评价。     

论明词中衰的原因

明词中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明初统治阶级对文人的血腥屠戮和对意识形态的高压制控有很大的关系;与民间的接受热情不高有关;与明词的基本美学特征有关。     

试论印度佛教典籍的文体——以祗夜、伽陀和修多罗为中心

印度佛教典籍所用文体,对中印两国皆影响颇巨.印度佛教采用说唱方式弘法、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从而决定了初期佛教典籍的结构形态和文体特点,即韵、散混合体;传统所言之"九分教"、"十二分教"中,真正属于文体的只有修多罗、祗夜和伽陀;对于这三种文体的理解,历来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之处;由上述三种基本文体加以组合,遂形成了印度佛教典籍的五种文体.     

诗圣诞辰一千三百周年作

杜甫的约九百首近体诗对中国近体诗的确立和迅速发展繁荣贡献很大。历来学者们论述到杜甫诗歌对促成近体诗诗律完备、近体诗创作繁荣的贡献时都是只注意到诗人"老来渐于诗律细"即在声律的细密化方面的努力,却完全忽略了杜诗对于建立近体诗语法和句式系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杜甫是惟一自觉认识到诗歌传统继承与创新辩证关系的唐代诗人,他以毕生的诗歌创作实践努力践行之,形成了清新与老成的诗风,这正是惟有杜甫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位诗人所以成为中国诗圣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黄庭坚五言古体诗的渊源与新变

黄庭坚五言古体诗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汉魏晋宋以及初盛唐时期的五言古体诗,二是中唐至北宋中期的五言古体诗。黄庭坚的五言古体诗,形式体制上变化多样,这体现了他出奇以制胜、因难以见巧的诗歌审美理想。     

王禹偁诗歌的用典艺术

宋初"白体"诗人普遍拙于用典,显示出"才贫学馁"局促。作为北宋文化复兴历程中的第一代诗人,王禹偁诗歌在使事用典方面显得丰富深广得多,体现了学养上的进步。但王禹偁用典总体显得单调,意蕴也并不深厚,未出"白体"范围。王禹偁贬谪后用典情况优于前期,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