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庄的"唐律"观

“唐律”是指唐代诗人贾岛、姚合等人的诗歌创作所形成的风尚。南宋后期四灵、江湖诗人致力于追踪这种诗风。刘克庄对“唐律”的特点和它的优缺点,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对这一问题的阐论,构成了他的“唐律”观,是其诗学思想的重要部分。     

论郭沫若译诗的修改

译诗的好坏,超出了原诗及原语文化的价值,因为译诗只生存在译入文化中,并从译入文化获得其生命的意义。郭沫若信奉以诗译诗,他的译诗总是个性化的,大多重现了原诗的精神、气韵和情绪,这些译诗是当时最深入、最广泛的、最诗情化的,也是自觉而成熟的。从几首译诗的修改揭示郭沫若译诗的目标性和主体性,是有意义的。     

略谈穆旦诗歌中"上帝"的意义

“穆旦现象”是指穆旦其人其诗中的不寻常现象。本文认为频繁出现“上席”一词,也是穆旦诗歌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穆旦的不寻常之一。认为“上帝”在穆旦诗歌中代表了一种超越精神,它对穆旦诗歌的意义在于：首先,“上帝”是穆旦的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其次,“上帝”是穆旦的一根支撑精神的手杖;第三,“上帝”是穆旦的一件深化诗歌内容的洋服。穆旦诗歌中创造的“上帝”是有价值的。     

律句对词的平仄格律的影响

“替”有二二替和二四替两种,“失替”是识别词的拗句的唯一标准。对422个词牌中每句平仄格律的统计和分析说明:律句对词的平仄句式的影响表现在,词的句子99％都是律句,将近1％的是拗句。     

并置的“诗意“:诗行与语汇

诗行并置,或构成诗意的空间,形成和谐回转的视觉和弦;或构成并立“事件”(内容);或浓缩繁密的诗情;形成诗意的回环绵延递荡或叠幻丰腴繁复。并置的形式具体地创造着诗歌的奇妙之境。语汇并置也即语汇的复合并置的产生(如“渊默”、“狂暗”等),如同是语汇的蒙太奇,它构成着语言在几乎是最小单元——语汇单元上的诗意,显现着语言构成的奇妙。诗行和语汇的并置,展开和飞扬着诗意的空间和情感张力,凝现着并置诗语的丰富含蕴与韵致:情的美与幻,“诗”的美与繁。     

凄婉的爱情凄婉的诗词

陆游的政治生活是不幸的。他出生在绍兴一个士大夫家庭，在金人的统治下过了九年的流亡生活。1153年中进士之后做官，但又屡遭流放。不仅如此，他的爱情生活同样不幸。深爱的夫妻被生生拆开，沈因的偶遇使得唐琬伤心而逝，这给了陆游以沉重的打击。他用一生来追悔，留下了凄婉的诗与词。     

古典格律诗与现代自由诗审美建构比较简论

现代自由诗是在对古典格律诗的突破与继承中发展起来的，但两者表现为不同的建构模式，分属不同的情趣范畴。本文拟就两者在自我存在方式、审美追求及语言形式上的区别进行一番审美比较，以便更好地把握现代自由诗的主导性品格，从而进行正确解读。     

齐梁时代的音乐消费及乐府诗的发展

齐梁时代音乐消费的高涨与其时社会风气的奢侈和清商新声的发展关系密切。齐梁音乐消费的主体包括市民阶层和上层贵族,民间自由活泼的音乐消费情境和上层社会奢华、精美的消费情境说明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影响。齐梁音乐消费直接推动了包括清商新声和中原旧曲在内的乐府诗的繁荣。     

“人与自然”的歌唱者——现代自由诗先驱沃特·惠特曼新评

惠特曼不愧是倡导诗歌创作开放和相对形式的代表 ,因为他从未视其诗作完美无缺。虽然他希望自己的诗歌与大自然和谐一致 ,但他同时意识到语言抽象概念的局限性。他还认为 ,诗歌具有一种独特奇异的魅力 ,即诗的“合唱”的总体效果。本文拟从形式主义的新视角 :句法结构 ,音韵和意象手段 ,对惠特曼的这一创作思想进行新的评价。     

试论印度佛教典籍的文体——以祇夜、伽陀和修多罗为中心

印度佛教典籍所用文体,对中印两国皆影响颇巨。印度佛教采用说唱方式弘法、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从而决定了初期佛教典籍的结构形态和文体特点,即韵、散混合体;传统所言之＂九分教＂、＂十二分教＂中,真正属于文体的只有修多罗、祇夜和伽陀;对于这三种文体的理解,历来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之处;由上述三种基本文体加以组合,遂形成了印度佛教典籍的五种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