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标准：在创作与阐释之间

新诗标准问题属于批评而非创作范畴,其目的不是为了束缚而是为了释放诗歌中“异己”与“抗议”的声音与力量。论文从精神旨趣、意象思维、言语多义、韵律和谐等方面区分诗与非诗,再从具有提撕精神的价值、富有“原创性”的品格和提供多元化阐释空间三方面提出好诗标准。     

略论戴望舒后期诗歌的创造与突破

文章着重从时代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论述了诗人戴望舒在全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大潮中诗风是如何转变的。从朦胧到明朗,从忧郁到乐观。诗人在血与火的炼狱中不断焕发出来的新的感情,确立了他的写实与象征交融的抒情风格,这是戴望舒后期诗艺对前期诗艺的突破和超越。     

诗歌标准重建：从江湖化到政治化

就中国当下诗歌的现状而言,诗歌标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标准本身,在于标准本身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文化中介和文化场域的缺乏。在这样的情况下,诗歌领域和诗歌标准具有一种“江湖化”的性质。因此,在诗歌的文化存在与文化生态方面,从“江湖化”走向“政治化”,才是诗歌标准问题解决的首要前提。     

英语"白体诗"的节奏与汉语对联的声律

英语白体诗的节奏和汉语对联的声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通过英语白体诗和汉语对联这两个窗口,初步窥探一下英语诗歌与汉语有韵律文学样式之间的异同,从而进一步探寻汉英文学之间的差异和相同之处。     

西部诗歌的雄性精神

西部诗歌以苍茫辽阔的自然景观为诗情触发点,以现代意识审视我们民族生存的环境和人民的生活斗争,具有昂扬、激越的雄性精神。它通过自强不息的硬汉子形象和雄性意象展现出的雄性精神不仅是西部坚挺的雄性气质的象征,也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精神的写照。     

“体用同称”与郭沫若辞章视点金文考释的当下意义

郭沫若先生在辞章理论的框架下,从创作行文的角度进行西周金文的考释,不仅解决了许多重大疑难问题,而且为学术界树立了通过金文语篇的整体理解来考释局部细节的典范。郭沫若先生的成功经验,对当今正确训释疑难词语的意义将更为凸显。     

论“梅村体”对七言歌行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今人所论“梅村体”已不在少数,但多仅偏重某一方面。通过较为全面地论述吴伟业七言歌行对唐人歌行的继承、创新与发展,以突出“梅村体”的特色及其杰出贡献,并进而说明吴伟业在清代诗坛的特殊地位。     

《罗密欧与朱丽叶》两译本的比较研究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以素韵体的诗体形式、并运用了序诗这种独特的体例写作而成的,如何在翻译中对其其音韵、修辞、文化符码等进行恰当处理,历来是该文本翻译的关键问题.对此,比较曹禺和朱生豪的译本,曹禺的译本贵在"形似",朱生豪的译本重在"神似".     

新诗在诗潮激荡中推进现代化

在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诗潮相互激荡,使新诗在审美形态、诗歌本体、诗情原素、抒情策略和诗语符码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元化发展,与世界诗歌接近,逐步实现现代化,是这一发展的总趋势。     

论王维诗歌的创造性

王维是最早登上盛唐诗坛的诗人之一。他以其非凡的创造才能,对于边塞诗、山水田园诗以及诗歌形式进行了大胆的开拓创新,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唐诗的全面繁荣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光耀史册,彪炳千秋的优秀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