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意境(境界)研究热降温——中国古代文论探索札记

王国维《人间词话》于1909年发表后,意境研究者形成一支庞大的学术队伍。但意境论述文章,几乎是“千篇一律”。意境的论述,尽多“套话”,“重复的空话”以至“废话”。意境这个概念或“范畴”,其意义并不复杂,其理论含金量并不丰盈,陈陈相因的讲解,哪能不套话、废话、空言一堆堆、一篇篇?“意境”研究者大军压境,把“意境”压扁了!《人间词话》不值得太推崇,应把意境研究“降格”“降温”。     

论歌行体的缘起及其在先唐的流变——从汉乐府"行"题歌诗到"歌行体"

汉乐府“行”题歌诗与七言歌行体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七言歌行的成熟正是全面吸收和发展了汉乐府“行”题歌诗的精神和特质,因而汉乐府“行”题歌诗作为一种诗歌范式对七言歌行的定型起到了奠基作用。“歌行体”所受汉乐府“行”题歌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叙事功能向抒情转化;沿用一些句式及铺排手法;由外向内的生命意识。     

神秘、神圣、神奇的三角诗——对詹冰《三角形》诗的形式解读与改造兼谈艺术的再创作

在写作教学过程中,笔者常让学生对一些名篇进行改写、缩写、扩写或续写等再创作的训练,目的是让学生展开思想,大胆想象,求异思维,这样的练习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学生很容易掌握写作技能与规律。那么对于被称为最高语言艺术也是最讲究规范最具有保守文本的诗歌,能不能也可以进行改造呢?本文通过尝试对台湾著名图象诗人詹冰的一首《三角形》诗的形式的解读与改造,发现诗歌文本的形体如果能与自然界的形体和谐统一,更能增加诗的视觉效果,也更能增进读者对诗的解读兴趣。     

1999～2002中国新诗状况述评

1999至2002年的中国新诗在写作实践与理论批评领域表现出极其活跃的态势,并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发展成型的“多元化”格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复合型写作”这三种诗歌写作风格与倾向,并呈现出相对立疏离又互补互渗的复杂情状;与之相对应,在诗歌批评领域,也出现了“学院化批评”、“本土化批评”,“个人化批评”等不同的批评路向与多元化的批评格局。作为近三四年来值得关注的诗歌事件,“盘峰论争”、“龙脉诗会”、“衡山诗会”、“沈韩之争”、“70后”诗歌运动、“下半身”诗歌运动、“中间代”诗歌运动等在诗界引起争议与反响的“诗歌现象”,直接对当下的诗学建设与诗歌写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一些负面效应,并在一种复杂的“合力”作用下,有效地促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新诗整体上良好态势与局面的出现与形成。     

三段论首字歌与首字诀

根据教学需要,把<三段论规则>7条总则4个格11条规则,整理编成"歌"与"诀".内容分述四七言"歌"和纯四言"诀"的意义、作用、效果、实例讲解.     

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的标准

以中西化背景与语言的差异性为切入点，说明中国古典诗词英译关键是要保证它在化背景、意境、音韵上的原汁原味和体式上的相似。     

元曲中宋玉典故的语义语用分析与元代的民间宋玉接受

在元曲使用的宋玉典故的语义语用分析中,可以获知:一、几乎将元以前宋玉典故表述艳情的义项全部继承下来并广泛使用;二、新生的宋玉典故是因表述情事或艳情的需要创作的;三、原有的宋玉典故出现了引申义项的增生,而新的引申义项均与表述情事或艳情有关;四、对元代以前已有的与男女情事无关的宋玉典故赋予了表述情事或艳情的色彩;五、绝大多数宋玉典故是使用于表述男女情事甚或艳情的剧曲或散曲之中。这些现象说明了元曲使用宋玉典故的目的在于表述情事或艳情的需求。这种文学行为给民间的宋玉接受带来了历史的误会,即误导性地将宋玉定格成"风流多情"的言情符号。     

论郭沫若译诗的修改

译诗的好坏,超出了原诗及原语文化的价值,因为译诗只生存在译入文化中,并从译入文化获得其生命的意义。郭沫若信奉以诗译诗,他的译诗总是个性化的,大多重现了原诗的精神、气韵和情绪,这些译诗是当时最深入、最广泛的、最诗情化的,也是自觉而成熟的。从几首译诗的修改揭示郭沫若译诗的目标性和主体性,是有意义的。     

八十年代北京诗歌发展概况

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诗歌,作为中国当代诗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80年代的时间范围内扮演着极为活跃的诗歌潮流引领者的角色。论文从诗歌史实出发,对20世纪80年代北京诗歌的发展轨迹、重要北京诗人的创作情况与艺术特色予以客观的描述和评价,力图全方位地勾勒出80年代北京诗歌的整体风貌。     

古典格律诗与现代自由诗审美建构比较简论

现代自由诗是在对古典格律诗的突破与继承中发展起来的，但两者表现为不同的建构模式，分属不同的情趣范畴。本文拟就两者在自我存在方式、审美追求及语言形式上的区别进行一番审美比较，以便更好地把握现代自由诗的主导性品格，从而进行正确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