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谱曲的字调与歌腔关系探析——以黄沾粤语歌曲《有谁知我此时情》为例

汉语是声调语言,天生地作几近音乐,益于入乐。先秦诗乐相合的“歌诗”,唐代取名士诗句唱入歌曲的“声诗”,传承的是“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传统。千载唐音听粤腔,粤语素有唐宋音韵古遗。香港作曲家黄沾谱写的粤语歌曲《有谁知我此时情》,歌词是南宋女词人聂胜琼写的《鹧鸪天·寄别李生》,该歌曲以粤语的四声阴阳九调自然化成音乐旋律,实现了声腔与字调的高度和谐。古诗词谱曲应坚持和创新音乐配合汉字的四声及阴阳,乐化字词的声调为旋律,“依字行腔”的传统。     

建立准定型诗体：朱自清的新诗形式观念

＂准定型诗体＂是朱自清先生新诗形式观念的核心内容,在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的历程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从诗节的匀称、诗行的均齐和音韵的灵活等三个方面可以详细了解其＂准定型诗体＂观念的具体内容。     

诗到元和体变新——元稹次韵律诗刍议

白居易说“诗到元和体变新”。中唐元和诗坛不仅近体繁盛,还呈现出明显的新变特征,元稹的次韵律诗就是其突出代表。次韵成为风滋始自元稹,元稹次韵律诗因难见巧,花样翻新,在当世就产生广泛影响,从而丰富了唐诗体裁。“元和体”这一称号的出现与之关系密切。     

韵文演变新旧质素更替律概论

中国古代韵文文体演变中存在着新旧质素更替律。这一规律的存在,已被中国古代韵文文体演变的漫长实践所证明;这一规律的存在,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系统论的动态原则与适应性原则等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又有历代文坛家们的研究成果作为实际印证;这一规律的存在,无论是对构建独立完整的中国韵文学与中国韵文文体演变学,还是解决中国韵文文体演变中许多具体问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郭沫若译诗的修改

译诗的好坏,超出了原诗及原语文化的价值,因为译诗只生存在译入文化中,并从译入文化获得其生命的意义。郭沫若信奉以诗译诗,他的译诗总是个性化的,大多重现了原诗的精神、气韵和情绪,这些译诗是当时最深入、最广泛的、最诗情化的,也是自觉而成熟的。从几首译诗的修改揭示郭沫若译诗的目标性和主体性,是有意义的。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清末民初时期,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诗体的音乐文学样式,在当时各种新式学堂中相当普及和流行。学堂乐歌的广泛传唱,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学堂乐歌的大量传播直接参与了早期白话新诗语言的形式变革,为早期白话新诗的大众化奠定了一系列坚实基础。二者构成了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同构关系,学堂乐歌在新诗发生期当属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歌行体的缘起及其在先唐的流变——从汉乐府"行"题歌诗到"歌行体"

汉乐府“行”题歌诗与七言歌行体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七言歌行的成熟正是全面吸收和发展了汉乐府“行”题歌诗的精神和特质,因而汉乐府“行”题歌诗作为一种诗歌范式对七言歌行的定型起到了奠基作用。“歌行体”所受汉乐府“行”题歌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叙事功能向抒情转化;沿用一些句式及铺排手法;由外向内的生命意识。     

简论作为诗意模块的现代诗行

诗歌由于分行摆布而形成了独特的外观样式。作为现代诗歌最基本的形式单位,诗歌的行既是诗歌诉诸听觉的时间单位,也是诉诸视觉的空间单位与诉诸心灵的意义单位。现代诗歌“留空”、“提行”与“分节”的技法运用,应该基于对诗歌行列的正确理解。     

为意境(境界)研究热降温——中国古代文论探索札记

王国维《人间词话》于1909年发表后,意境研究者形成一支庞大的学术队伍。但意境论述文章,几乎是“千篇一律”。意境的论述,尽多“套话”,“重复的空话”以至“废话”。意境这个概念或“范畴”,其意义并不复杂,其理论含金量并不丰盈,陈陈相因的讲解,哪能不套话、废话、空言一堆堆、一篇篇?“意境”研究者大军压境,把“意境”压扁了!《人间词话》不值得太推崇,应把意境研究“降格”“降温”。     

论《诗经》战争诗的类型和情感倾向

《诗经》战争诗是指《诗经》中以参与战争的士卒将领（包括君王）为表现主体,歌咏、抒写他们在战争生涯中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体验的诗。根据《诗经》战争诗的抒情内容及其表现风貌上的不同特征,本文将《诗经》战争诗分为四个类型：缅怀、赞诵祖先诛锄暴政、建立新朝的武功的“颂歌型”战争诗;表现天子、诸侯、将帅士卒在平定叛乱、抵御入侵、扶弱抗暴等正义之战中的情感体验的“军歌型”战争诗：表现战争给士卒将领带来的忧思祸难和常年战争中的哀伤之情的“悲歌型”战争诗;表达嘲讽、批判之情的“批判型”战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