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款与侗族的家族组织

"款"和家族组织是侗族传统社会重要的社会组织,在侗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款"和家族组织尽管性质不同,一个是地缘组织,一个是血缘组织。然而两者在侗族传统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相同的组织形式和功能,两者均是为了维持侗族社会的内部秩序,整合内部资源,并调解与外部的关系。家族组织是"款"的组成部分,"款"是若干个家族组织的联合。"款"组织有助于调解家族与家族之间矛盾和冲突,以及联合各家族解决家族所不能解决的事情。"款"的基础是家族组织,"款"只有通过这一血缘组织,才能调动最底层的民众,并使其"款约"真正在社会被实行。     

侗族传统社区组织变迁分析——以湖南通道阳烂村为例

侗族地区在民国以后,国家权力才逐步地进入到侗族村寨。以前,侗族村落主要是依靠家族组织、寨老组织、合款组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社区自我管理。民国时期推行"保甲"制度,国家权力渗入村寨,传统社区组织受到一定影响,但仍能够在村寨事务管理上发挥主要作用。解放后,传统组织在国家权力的强力挤压下,组织形式不复存在,停止了一切活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开始从村寨中收缩,传统的社区组织又以新的形式出现。本文以阳烂村为个例进行分析,以揭示侗族传统社区组织变迁的基本状况。     

家族文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中国人几千年不变地维持着一种以家族伦理为中心价值的文化制度体系,中国的家族文化对中国各个层面的影响潜移默化,不可低估。通过研究中国的家族文化在政治生活领域的体现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此心安处是吾乡——透视吴敬梓的故乡情结

缘于吴敬梓的创作对于家乡恶俗多有揭露与抨击,历来以为吴敬梓十分厌恶他的家乡全椒,这其实误解了他对故乡的那份深情。吴敬梓的时代,封建社会行将就木,吴敬梓感受到末世的种种征兆,《移家赋》及《儒林外史》等作品对于家乡全椒社会恶劣风气的描写是这种环境下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宗法家族观念在吴敬梓的思想中占据显要的位置,吴敬梓对故乡全椒充满感情,这种情感本质上说是家族对于他的影响至深之故,它是吴敬梓文学创作源泉,也是我们理解吴敬梓其人其文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多元文化背景下凉山彝族家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家支文化在历史上对凉山彝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多元文化时期,家支文化在与周边强势文化和西方文明的融合与碰撞中发生了嬗变。对其进行重构研究,不仅关系到家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同时也是推动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文化繁荣的重要途径。     

从古契书看客家民俗——以粤东梅县和台南高雄屏东地区为重点分析

作者在梅县获见一批地方古契书。古契书的内容涵盖非常广泛,产权变更类的比重相当大。鉴于前人多从法学或史学的角度去审视古契书,本文的介绍仅限于古契书的一个门类———民俗文化,旨在尝试利用古契书提供的资料,探讨粤东梅县传统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     

闽南族谱资料价值得失论

闽南族谱资料的重要价值：（1）补充正史和地方志之不足；（2）校勘史籍之误差；（3）解决历史之悬案，族谱资料的误差是由以下原因所造成：（1）由于战乱，谱牒散失，造成失误；（2）人们攀附历史人的心态致成差错；（3）地理因素制约造成失误。     

明清时代徽州商人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

徽州歙县柳山方氏将始祖方储的真应庙改建为方氏统宗祠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竣工于康熙九年。这主要是由方氏商人出资的。《方氏会宗统谱》也主要借商人之力纂修,目的是为了强化扩大宗族组织。商人认识到扩大宗族势力与自身致富有直接的关系。     

地方贸易发展与宗族复兴——以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乐安县流坑董氏为例

入清以来，乐安县流坑董氏宗族在曾经发达的科举业迅速衰落后，以宗族组织为依托，控制了乌江上游的山林和竹木买卖，使族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商贸也成为族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作为回报，商人积极参与乡村和宗族建设，使董氏宗族得以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