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编辑的保密意识

保密是编辑的基本职责,而我国科技编辑的保密意识不容乐观.为提高科技编辑的保密意识,应加强保密教育,提高保密能力,加强制度建设,正确处理学术交流与科技保密等的关系.     

科技查新服务中的法律问题探析

科技查新作为一项特殊的文献信息咨询服务,涉及查新委托人、查新机构和文献知识产权所有者等相关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因此,研究查新服务中的法律问题对我们更好的开展查新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首先讨论了查新工作中涉及的保密要求,然后就目前查新服务合同管理现状进行归纳,提出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查新服务中的用户委托信息、查新检索资源和查新报告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讨论。     

如何做好军工科研单位科技档案的利用与保密管理

如何做到保障科技档案安全保密的同时,又能提供科技档案的有效利用,是军工科研单位档案工作者面临的普遍问题。本文在分析军工科研单位保密管理和科技档案利用管理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多种方式将保密管理融入科技档案管理的业务流程中,从而实现既能为科研人员提供最大程度的档案利用,又能满足保密安全的要求,达到最大程度发挥科技档案价值的目的。     

论体育科学研究中的保密与分享及其异化现象

为了更好地克服体育科学研究中的保密与分享及其异化现象，采用文献资料法，对体育科学研究中的保密与分享的时代背景、关系及其异化现象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体育科学研究中的保密与分享的重要性及其异化现象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成因，提出了转变思想，树立正确理念；建立科研监督体系；维持体育科学研究利益链平衡的措施。     

Wisconsin Clearing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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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不端行为调查程序的历史演进——以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为中心

1983年美国公共卫生局颁布了首部应对科学不端行为政策,然而这部政策中缺乏科学不端行为调查程序的内容。1986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出台了这部政策的指导意见,添加了保护揭发者、保密、专家调查等不端行为调查程序的基本原则。1989年,美国公共卫生局下属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创立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建立了独特"科学对话模式"——保护原告的无抗辩模式、保护被告的无听证会模式和保护科学自主性的科学家主导模式。1992年,重组后的新机构——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增加了全面调查阶段的听证会程序,强化了调查的司法性。至此,经历了近十年发展历程后,科学对话模式至今保持着相对稳定。     

德国调解法的介绍及启示

2012年7月,德国《促进调解及其他诉讼外冲突解决程序法》(以下简称"德国调解法")颁布实施,这是德国冲突解决方式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部法律强调以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冲突、纠纷,完全突破了德国19世纪70年代以来以激进方式解决冲突的传统法律思想。所以,笔者在访问了德国相关政府网站、阅读了国内研究该部法律的学者的文章,搜集了许多文献资料,将会在本文中,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德国调解法,介绍德国调解法。同时,还会结合我国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与德国调解法进行对比,取其长处,提出促进我国现有调解制度的发展的建议。     

论我国民事庭前调解制度的重构——以法院附设人民调解的引入为视角

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对庭前调解的规定,但立法现状与其立法目的之间存在严重冲突,需要进行重构。法院附设人民调解,属于法院附设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即法院附设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其符合庭前调解制度的立法目的,因此在重构的过程中应当将其引入。而在具体的程序设置等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一些做法。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Abstract

In this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behaviour, level of moral development, and motivation, moral behaviour was assessed in an experimental situation in which it was necessary to violate the experimenter's authority to help someone; level of moral development was assessed by Kohlberg's Moral Judgment Scale, and motivation by a post‐experimental interview.

Although 72 per cent of the subjects stated afterwards that they felt that they should help, only 43 per cent did, and only 6 per cent volunteered their own service. As the level of moral development rose, an increasing percentage of subjects helped. Subjects interpreted the same situation differently and were motivated to make the same response for different reasons, which varied with their level of moral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