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文学的召唤——以河南籍作家姚雪垠、张一弓的创作为例

中原文坛上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姚雪垠、张一弓的创作都遇到了政治对文学的召唤问题。为了不受政治的制约,姚雪垠创作的《李自成》向现代文化救援;张一弓创作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向传统文化救援。他们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怀特海CSL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的启示

怀特海主义的创造性综合教育理论的本质内涵是在好奇心的旅程上,在问题的共同体中,在发现的历险和概括的洞见中解决问题和培育学生。其核心概念对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有着重要的启发。在这教育理论基础上,教师和学生怀着好奇和问题意识共同进行历险的发现之旅,以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探索精神、批判意识和思辨能力。而在具体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重视方法论的策略,重视文学教学中阅读、思考和写作的过程教育一体化,以真正实现文学的内在功用并诠释大学的理念与责任。     

唐山工业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唐山工业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文章在分析两者融合的条件因素的基础上,总结出两者融合主要的三种模式:即博物馆暨创意产业园模式、工业遗产旅游模式和公共文化空间模式,并提出了"一点一线一面一创新"的发展思路:即以工业遗产为出发点,完善产业链,建立产业集群,利用科技创新。     

论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与民族精神

自遥远的汉、唐始,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滇、川、藏之间,有一条震烁古今的茶马古道。它从中国云南和四川的茶叶产地出发,以人背马驮的最原始运载方式,翻山越川,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东南亚、西亚,甚至与欧洲、非洲的古代文明通道相连接。汉藏同胞在茶马互易的同时,也融进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更把汉藏儿女坚毅执着、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深深地镌刻于这条古道上。     

试论晋商精神与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

明清时期的500年间,山西商人用坚韧、辛劳、进取、敬业、诚信等,在成功打造商业帝国的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晋商精神。这一精神在新时期,对于培育高职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择业、就业、创业观,有着积极的借鉴教育意义。     

深化文艺美学研究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美学不仅是一门学问、一门学术,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智慧。当代美学研究要实现从知识和学问向精神和智慧的提升,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必由之路。中华美学是世界上最重视生命价值与精神追求的美学形态,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文艺美学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兴"是中华古典文艺美学中最重要最具民族特色的基元性范畴,"兴"论美学是中华古典艺术和美学的文化原型,也是中华美学精神最生动的集中体现,"兴"论美学研究对于彰显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立足文艺美学研究角度,以中华古典兴论美学为例,探讨如何深化文艺美学研究,实现兴论美学的现代转化,使之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浅谈蒙古族舞蹈“马步训练”的重要性

马步的动作提炼与蒙族人民"胡服骑射"的习俗有关,与"天之骄子"的心态有关,与深邃旷远的精神气韵有关。在基础的课堂训练中学会准确把握民族舞蹈的灵魂,正是高年级舞蹈学员的学习意义所在,本文从教材入手思考,沿着动作形态——风格动势——文化内涵——精神传承的思路,对蒙族舞蹈中"马步训练"这一舞蹈现象作了较为深入地分析,证明了其在身体素质训练方面体现出的功能性,在舞蹈形态学习方面体现出的风格性和在民族精神文化传承方面所体现出的文化性三个层次中的重要性。     

"述事则如其口出"还是"如其出口",亦或"如出其口"?—王国维"戏曲意境"说的美学意涵新探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中引入"意境"来探讨元曲之美,并以"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来概括元剧之文章"有意境"的特征.其中"述事则如其口出"一句常常被错误引用成"述事则如出其口"或者"述事则如其出口",所以容易对王国维的"戏曲意境"说错误地阐释."述事则如其口出"的引入是王国维"戏曲意境"同"诗词意境"不同的关键.实际上,王国维在"戏曲意境"说中引入"述事"多受尼采悲剧理论的影响,里面贯穿的是尼采的酒神、日神精神,而元杂剧也正是以这种悲剧精神为源动力,以"意兴所至"为创作法则,才得以构建"有意境"的作品世界.     

太行精神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是“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育人模式的核心精神。太行精神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对于新形势下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太行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结合,探索太行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对于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革命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写实小说悖论原因探寻

新写实小说给广大读者展示了大量的生存苦难,这种苦难的集中化叙述方式客观上为悲剧精神的高扬创造了一定条件,但实际上却没能让人感受到具有冲击性的悲剧力量。苦难叙述的集中与悲剧精神的消解这一悖论的形成与新写实文本过分关注世俗生活、善用反讽手法,与新写实作家“匿名启蒙者”的写作姿态和牢骚满腹的怨恨意识,与读者的接受都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