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直接利益冲突视域下的矛盾调处机制

转型时期的非直接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互构,表征着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由于社会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冲突参与者、执政者及社会公众的认识水平和行为逻辑并不一致,唯有立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国情,才能建构起合理的矛盾调处机制。     

藏族习惯法在藏区草山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与困境

藏区草山纠纷的解决方式中存在着各种法律资源、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的博弈争斗的流动场域,同时也是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和制度进行博弈争斗的过程。对于藏区草山纠纷的解决,任何纠纷解决方式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有自己的适用空间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针对实际,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相互协调和分工合作,从而形成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运行机制。     

“刑事处罚”与相关概念辨析

＂免予刑事处罚＂与＂免除处罚＂含义相同。＂给予刑事处罚＂的含义为＂作出有罪判决＂。＂免予刑事处罚＂与＂给予刑事处罚＂在＂作出有罪判决＂上发生交集。刑法应当采纳＂刑事制裁＂作为＂刑事处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的上位统摄概念。     

从亲亲相隐到关系人犯罪——中国刑事法制的亲伦关怀考察

刑事法制的亲伦关怀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体现。对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中外亲亲相隐制度的比较分析表明,中国本土的亲亲相隐制度以巩固家国秩序为宗旨,以维护亲伦礼教为目标,以规定个人义务为特征,但它毕竟契合人性,体现了对人情的尊重和对事理的顺应。中国现行刑事法制中的关系人犯罪立法非但无视亲伦关怀,甚至混淆了道德与法律、强加了法律义务。我国刑事法制应当承认容隐权,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重构亲亲相隐制度。     

刑事和解与中国古代法文化的若干断想

在征诸传统法文化以论证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对史料进行片面解读与过度诠释的情况：如未妥善解决中国古代的刑事与民事的区分问题,从而有混淆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之嫌;又如过度诠释保辜制度,因为无论是从该制度见诸记载的最早文献出发,还是立足于作为传统法典代表的《唐律疏议》及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的案例,皆无法推出保辜制度与刑事和解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追诉时效与刑事诉讼程序之关系的反思——浅析创设追诉时效中止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刑法在规定司法机关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有效期限的同时,用时效中断、时效延长对追诉时效进行补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体系。由于理论和实践对追诉时效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极少反思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追诉时效是否继续发挥作用。本文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对追诉时效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进行尝试性的厘定,得出我国刑法追诉时效存在的缺陷,为了填补该缺陷而建议在刑法中创设追诉时效中止制度。     

风险社会下我国刑法理论的调整

为了更好地应对风险社会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应对刑法理论进行调整,即刑法体系由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转变,刑法机能应以保护社会为主、保障人权为辅,刑罚价值观的侧重点应是秩序而不是自由。     

论随意殴打中未致人死亡共犯的刑事责任

在二人以上随意殴打他人并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中,经常出现重伤、死亡的结果仅仅为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犯罪行为人所为的现象。对实施致人重伤、死亡行为的犯罪行为人,可以依想象竞合犯理论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对未实施致人重伤、死亡行为的犯罪行为人,应根据各犯罪行为人有无犯意联络,是否形成I临时共同故意、故意内容是否包含伤害、杀人,各犯罪人的行为与重伤、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或以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罪共犯定罪处罚,或以寻衅滋事罪处断。     

《刑法修正案（八）》浅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体现了相对宽松的刑事政策的同时,也对一些重罪和高危险犯罪采取了较为严厉的刑事政策,可谓宽严相济,这对我国的刑法体系日趋现代化和合理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     

试论调解制度的价值及其实现的规范性条件

调解制度遭到了许多批评。尽管这些批评中包含着诸多合理的成分,但不能因此否定调解制度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应该理性地评价这些批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为实行调解制度规定必要的条件,以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