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的刑法基础价值理念探析

竞技体育作为一个商业化极强的社会环节,必然要与法律发生密切接触。然而现实中人们却容易将其脱离于刑法控制之外,把竞技体育当成是独立的自治区域。从竞技体育的法律地位和刑法问题及成因着手,提出竞技体育刑法价值的概念,以刑法理论为基础,结合犯罪学理论,把竞技体育当中可能的犯罪问题统一纳入到一个刑法系统中进行甄别、分析,进行特殊预防控制和一般预防调整。     

罪刑法定与我国的"严打"

罪刑法定已经成为我国刑法的法定基本原则,其蕴涵着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平等性。“严打”作为我国的重要刑事政策,对维护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治安具有重要作用。但从法理学角度看,“严打”与罪刑法定精神相背离。     

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及其构建

从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内涵来看,我国存在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有利因素。因此,构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应从以下着手:1.以立法方式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2.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刑事和解程序的规定;3.创造配套措施完备的司法环境;4.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力度。     

刑事和解与和谐社会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世界一项重要的司法改革措施。基于刑事和解在公正和效率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从创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死刑复核权收回后复核程序的完善

死刑复核权的回收，对于保障人权、提高刑事司法质量具有积极意义，是我国法治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死刑复核权的回收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应通过加大复核人员的工作责任、提高复核程序的透明度、举行复核听证、实行复核程序律师强制参与制、充分听取辩护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案件及重大分歧案件再复核制等措施，完善死刑复核权回收后的我国死刑复核程序。     

论竞技体育的刑法调整

我国竞技体育正逐步走上市场化、商业化道路。体育法制的滞后,导致近年来竞技体育犯罪呈多样化、复杂化的上升趋势。因此有必要研究体育与法律,研究现行刑法在竞技体育中的适用,研究竞技体育中创新刑法规制,力求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机制对竞技体育犯罪加以调控,对竞技体育市场加以规范,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不平静的寺庙——从嘉庆朝《刑科题本》的僧案看清代草根僧侣

僧侣是清代一个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群体。有清一代,僧侣最多时有近百万。百万之众的僧侣也像其它群体一样,鱼龙混杂,内部自然分为草根和精英两大阶层。嘉庆《刑科题本》中的涉案僧侣绝大部分是草根僧侣,透过他们的供词,今人可以了解到这些草根僧侣在清代的基本生活状况,社会地位以及当时人对其的普遍态度。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若干问题的研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客体应为公民个人的信息权以及国家对公民身份的管理秩序,该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主观要件为故意。司法实践中侦查取证困难、起诉主体不明确造成了该罪认定中的困难。应明确相关主体的行为规则以及该罪的具体界定标准,并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试论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的含义

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是确定犯罪实行行为已经开始的标志,是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形态的唯一判断方法。因此,对着手的认定是犯罪实行行为的核心问题。传统德日刑法理论关于着手的认定主要有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但是都具有种种缺陷,导致无法科学地认定着手。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对于着手含义的理解是正确的,既是主客观相统一,又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刑事诉讼中关于证人出庭问题的思考--以传闻证据规则的构建为视角

目前刑事证人出庭率较低。根据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近几年在不同法院对刑事证人出庭问题的调研和考察情况,可知当前刑事审判实践中该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需要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对证人出庭问题给予更多的重视,逐步形成体系化的传闻证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