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政部与近代文物保护事业——兼及主事尚秉和之功迹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进行大规模中央官制改革,民政部的设立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民政部是清政府首次设立的专门统筹管理民政事务的机构,其职掌包括全国古迹的保存,具体由营缮司存古科负责。民政部主事尚秉和是存古科掌稿,是相关规章制度的拟定者。在民政部的推动下,清廷先后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民政统计表等,其中都有保存古迹的内容。宣统元年,民政部更是制定了专门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包括调查事项6条和保存事项5条,成为各省保护古迹工作的指导。此时,各地开始执行古迹保护政策,取得了一些成绩,尤其是东南江浙一带。清末民政部制定的保护古迹规章制度在近代文物保护事业中有着重要地位,尤其对民国时期文物保护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科学解读

“公共图书馆精神”是近代图书馆活动中提炼出来的职业道德基础之一。机械地移植外来的社会文化制度,仅从字面上理解公共图书馆精神,是导致我国公共图书馆活动缺少社会认同的主要原因。需要把公共图书馆活动和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放到相关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认识这一社会文化活动的原始运作模式,进而科学地解读“公共图书馆精神”和社会文化制度,为图书馆活动和科学研究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参考文献4。     

文化冲突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犯罪研究

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研究,仅从个体因素的角度无法透彻理解,从社会因素的角度理解也过于空泛,而文化冲突论则为解释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提供了一个全角,它为解释流动人口问题犯罪提供的是一种个体化的社会原因,使流动人口犯罪得到合理的解释.     

谈少林寺档案的组成及其历史文化地位(上)

少林寺档案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此前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笔者在这里就其组成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文化地位进行初步探讨,得出少林寺档案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一结论,并从目前的少林寺档案馆建设这一实际问题出发,提出建设以少林寺档案文献馆为核心的"少林五馆"的建议,提升少林寺的文化影响力,使少林寺档案足以傲立...     

跨文化交际中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策略

英语与汉语中有大量的习语,由于民族的生存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历史典故,习语呈现出文化差异,翻译时既要考虑源语的共性,也要注意其个性。     

文化教育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的地位

从分析文化概念入手,结合时代背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和大学英语教学实践,运用跨文化交际及语言习得和文化习得的理论,探讨了文化教育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并围绕文化教育的原则、外语教学的特点及规律等,以大量实例为基础,具体阐述了如何在大学外语教学中实施文化教育。     

网络艺术的审美范式

网络艺术已日渐形成自己的后审美范式,即虚拟现实的符号审美、在线交互的活性审美和游戏世界的快乐审美。这些艺术审美方式的变异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在网络时代的必然延伸。     

靖江职业教育紧缺型人才培养师资现状

本文主要从靖江市各职业学校收缴的调查问卷入手,对文化基础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教师职称、“双师型”教师、职业学校师资的培养和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师资现状分析,并对数据分析提出了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对策思考。     

常熟馆藏明代墓志研究举要

常熟博物馆、常熟碑刻博物馆藏250余件明代墓志为研究常熟地区明代时期建置沿革、农业经济、科举教育、氏族兴衰和民俗风情诸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亦为探讨江南地区的明代粮长徭役、私家园林、结社会集及廉臣能吏诸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The Subsidized Muse: Government and the Art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the neo-classical justifications for government support of the arts that Dick Netzer discussed in The Subsidized Muse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market failure is not an useful concept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particularly when viewed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basic fault is that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policies a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Discussing some aspects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Swedish and U.S. cultural polici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call for the use of neo-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s in analyz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arts 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