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和死亡下的人性的悲剧--余华小说管窥

余华小说的人的悲剧命运是通过暴力和死亡的主题揭示的。他通过对暴力的冷漠的、触目惊心的书写来展示人性的本能的暴力欲望,而且暗指了这是历史暴力的绵延,是现实层面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中包含的隐形暴力。通过书写命运的残忍,苦难的无以复加,指证一种潜在的、强大的、难以抗拒的暴力形式。而他对暴力与苦难的书写最终都指涉着死亡,笔下的人物只是被本能的欲望裹挟着前行,被动地承受苦难与厄运,等待接受死亡的宿命的安排,死本来就是必然结局。     

死亡的子宫——穆旦《诗八首》解读

穆旦的《诗八首》是一组“爱情之诗”。通过对“无题”这一特定的诗歌形式的再书写,穆旦建构了一种人与天地准、返本归一的爱情哲学。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评约翰·济慈的人生苦旅

约翰·济慈的命途多舛以及英年早逝一直让喜爱他诗歌的读者唏嘘叹惋。研读济慈的诗作以及他写给亲朋和爱人芬妮的书信,获得诸多启示:济慈的死亡应该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家庭的重负、疾病的摧残、恋情的折磨以及对诗歌艺术殚精竭虑的追求等,构成他羸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些重负最终摧毁他的生命,终结了他短暂的人生苦旅。     

境界与生死

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生死的意义是与人的精神境界相关的,人的精神境界有高低之分,生死对于不同境界的人的意义也有大小之分。对于在自然境界中的人,生死是没有清楚的意义的;对于在功利境界中的人,生死是“我”的存、灭;对于在道德境界中的人,生是尽伦尽职的所以(所以使人能尽伦尽职),死是尽伦尽职的结束。对于天地境界中的人,生死是顺化。不同境界中的人对于生死的理解和态度是大不相同的。     

论《红楼梦》"花落人亡"的悲剧意味

在《红楼梦》中，落花即是死亡。落花意象中包蕴的死亡意识，既是对黛玉等女儿们心灵深层无法挥去的死亡阴影的艺术表现，又是作痛彻心扉的人生悲剧的意象化展示。而作的看似缺少悲壮和崇高之感的死亡叙述，在确证那个时代的生存痛苦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历史、化和自身生命的反思。     

不同维度的死亡之美--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文学中"死"与"美"的主题比较

在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中都充满了“死”和“美”的主题，但是在不同审美观和死亡观的影响之下，却呈现出不同的维度，死之美在川端文学中呈现出无常、虚幻、哀怨的美感，而三岛文学则表现了自我选择、血腥、真实的死亡之美。这样的区别与他们经历的差异和在文学上对日本传统文化和外来西方文化的不同吸收是分不开的。     

从认知隐喻的角度解读狄金森“死亡”诗中的张力

以认知隐喻学中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解读诗歌张力的成因,即通过突显、忽略和遮蔽的方式达到目标域和源域间子集的映射。以狄金森的三首"死亡"诗歌为例,分析了她诗歌中无穷的隐喻张力。     

谁之死？

尼采的“上帝之死”是指只有否定了上帝的价值和意义,才能独立于世界,意味着一种伦理主体的死亡,是一种道德形象的人之死;福柯的“人之死”是指“人”这一概念将失去意义,意味着一种知识主体的死亡,是一种概念的人之死;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是指作者的主宰地位被读者所取代,读者获得了自由,文本获得了独立,进而人们可以对文本世界进行可写性阅读。顺乎这一逻辑,现代人又提出了“读者之死”,主要是指具体读者的消失和视觉文化时代的“读者死了”。     

论迟子建的成长小说

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树下》等小说,关注青少年成长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反映青少年的叛逆意识与“性早熟”,并着力表现漂泊中与死亡的一次次相遇下的成长,是典型的成长小说。迟子建为成长主人公设置了引路人,作品中有成长小说中常用的漂泊、死亡、性的主题,同时迟子建喜欢赋予人物浪漫的诗人气质,使人物的成长之旅更富于温情、富于诗意。     

死亡背景下的斯芬克斯之思——福柯人学思想初探

福柯对人的思考是在死亡的背景下展开的,他继尼采的“上帝死了”之后进一步提出了“人的死亡”这一具有多重含义的判断;并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对造成“人的死亡”的外在社会原因也即权力的具体内容与规律进行了分析与阐述;最后指出在权力的支配下,人的复活只能依靠随时随地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