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

“和谐社会”必须具有一种促使“社会和谐”运行的制度基础，这个制度基础一旦形成。就能够自发地搜寻、发现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并发挥调节、矫治的作用，使社会运行在良性的状态下进行。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     

西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评析

西方社会主义把效率、自由、民主、人权、福利、公平、正义等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他们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关注和思考拓宽了人们的视野 ,把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引入一个新的领域。我们应在理论上对其作出客观的评析 ,吸收其有益的和创造性的因素 ,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服务。     

实现和维护我国公民图书馆权利的思考与分析

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出发，根据法律权利的实质概念，对图书馆权利的概念进行合理定位和清晰定义，多方位地阐述图书馆权利的内涵，提出我国公民图书馆权利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社会维护，最后指出我国公民图书馆权利的真正实现取决于民主政治的进程和法制化建设程度。     

胡乔木晚年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理性思考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晚年胡乔木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他既看到了二者的对立性,又论述了它们的共容性;既主张学习资本主义一切有益的东西,又强调对其腐朽落后的思想坚决摈弃。他的思考在当时既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也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内容。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

邓小平在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论、市场经济论、经济发展论等，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理论内容、结构体系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胡适与早期社会主义文献的翻译———兼与黄兴涛教授商榷

胡适曾赞助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文献的翻译,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却为数寥寥。黄兴涛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刊文论述胡适与《资本论》翻译之关系,将胡适不支持李季翻译《资本论》的原因归结为两人立场的对立,并给出了三点证据,这其中确实存在不少误解。笔者借助胡适日记、书信等一手材料勾勒胡适与社会主义关系之变化,梳理胡适对社会主义文献翻译的赞助,并对黄兴涛的观点做出回应,从而揭示胡适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传布的贡献。     

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民主集中制建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化的方向,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这一原则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社会主义的历史沉思与“三个代表”的时代觉醒

对21世纪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关注,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沉思。只有通过不断的沉思和反省,才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得出具有划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思想,使社会主义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三个代表”思想是在21世纪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历史沉思的科学结晶,是站在更高更广阔的视野下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把握。“三个代表”思想意蕴的社会主义价值是非常深远的,它不仅意蕴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兴旺,而且昭示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     

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及其现实思考

毛泽东的民主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二．创造了具有双向重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三．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四．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五．对丰富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作了有益的探索，毛泽东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的民主政治思想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将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     

Students' self-efficacy for science in different school systems

The important role of self-efficacy (SE) in students' motivation, engagement, persist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has been reconfirmed by ample research, both in general and for STEM disciplines. As most studies focused on traditional school systems, additional research is needed on how science SE develops in different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which wa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979 students in Grades 5–9 from 19 traditional, Waldorf, and democratic schools in Israel. Students completed a questionnaire that assessed their science self-efficacy (SSE), general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GASE), and the sources of their SSE: teachers', parents', and peers' social persuasions, vicarious experiences and mastery experiences. Results revealed that SSE and GASE differed in their levels and in the way they changed with grade. These differences, and variations in the roles of the various sources of SSE, appeared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schools' cultures and curricula. Quantitative results are accompanied by verbal illustrative examples from interviews with students and teac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