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柔性对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影响研究

将组织柔性划分为组织结构柔性、资源柔性、能力柔性、文化柔性四个维度，将企业成长划分为质的优化和量的扩张两个维度，建立组织柔性对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影响机理理论模型。引进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从技术、市场、和政府政策三个角度测量环境动态性，研究环境动态性在组织柔性影响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基于297份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验证建立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资源、能力、文化柔性对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质的优化和量的扩张均有正向影响；结构柔性对于企业量的扩张无正向影响，对企业质的优化有正向影响；环境动态性在结构柔性、能力柔性、文化柔性对企业质的优化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能力柔性、文化柔性对企业量的扩张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组织柔性的四个维度，提出提升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组织柔性水平，促进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的对策。     

自然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估的选择实验法:原理及应用分析

选择实验作为资源环境领域非市场价值评估的重要方法之一.经过近30年的应用与发展,选择实验已经成为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研究非市场价值评估和公共政策评价最主要的方法之一.但是,该方法在我国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针对性研究与应用缺乏系统性.本文首先介绍了选择实验的原理,对选择实验诞生以来在资源环境和生态管理等领域的应用进行了综述,在举例说明国内外选择实验实践应用的基础上,提出了选择实验在我国可能的应用范围,包括生态补偿、流域管理、珍稀物种保护、自然景观的开发等方面,同时还总结了选择实验在实践应用中应注意的关键问题,旨在为我国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基础.     

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问题直接影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度1997—2017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能源综合效率值,选取核密度估计方法等分析能源综合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能源综合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从时序变化来看,1997—2017年,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总体呈“高—低—高”的U型变化特征,其中1997—2003年总体呈降低趋势,2004—2010年迅速增长后于2009年下降,2011—2017年持续下降后于2015年上升。②从空间差异来看,黄河流域西部省份能源综合效率相对较低,中部省份能源综合效率受多重因素影响而上下波动,东部的山东省能源综合效率优势显著。总体来看,黄河流域地区能源综合效率由非均衡逐渐向均衡转变。③能源综合效率驱动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财政分权、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黄河流域省份地方财政支出的扩大、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才结构的升级、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共同驱动能源综合效率提高。应充分发挥黄河流域地区比较优势,在各项政策指导下加强流域内协作,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相互影响及协调发展

讨论了我国现有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相互影响,分析了在不影响现有农业政策目标的情况下,农业政策和农村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形式:农业环境政策一体化。政策决策者必须在农业污染控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改进制度安排,强化与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有关的规定,提供咨询和推广服务,修改与产品标准有关的规定,实施环境成本分担以及加强监测和研究活动,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在农民收入不受影响或者部分少量减少、增加农民整体收入的同时,减少污染并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绿色供应链管理与绿色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通过将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分为内部环境管理、生态设计、绿色采购、投资回收和消费者协作五类,将绿色创新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流程创新,研究了绿色供应链管理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以中国210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活动中的内部环境管理、生态设计和企业与消费者的协作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流程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产业聚集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用中国2003-2012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聚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空间自相关性检验表明,中国城市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和局部空间集聚效应。空间计量回归结果显示,产业聚集显著加剧了环境污染,表明当前中国产业聚集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大于环境正外部性;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最后,提出聚集区改善环境污染的政策建议。     

环境约束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基于PSM方法的研究

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研发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所制定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否会对外资企业研发创新造成影响。文本利用2004~2007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全面系统地评估了环境约束对外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外资企业研发创新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对外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不仅具有即时性,同时具有持续性;此外,研究还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类型外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对环境创新研究的一些评论

厘清了国内外环境创新相关的概念定义,对环境创新的内涵进行了扩展;从技术推动、需求拉动和环境规制三个方面梳理了学术界有关环境创新驱动因素和波特假说的讨论,提出了研究中国环境创新驱动因素的扩展要素;总结和提出了环境创新体系和产业环境创新体系的结构、类别和研究框架;对环境创新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立法若干缺陷及对策探析

我国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在现行立法上存在若干不完善之处：对＂公众＂的范围界定不清,没有将公众参与规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立法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明显。建议采取如下措施进行立法完善：在立法体例上进行专门立法;在立法实体内容上完善公民环境权,确定＂公众＂的概念和范围;在程序内容上,建立和完善公民参与环保事前监督程序,明确参与的方式、途径、救济措施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