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准扶贫的区域治理思想解析

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伟大实践促进了区域贫困治理思想的不断完善。本文在总结个体扶贫与区域扶贫的辩证关系、贫困区域与区域贫困治理需求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具体做法,系统梳理了贫困区域治理思想,旨在丰富精准扶贫理论体系,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及全球2030年减贫目标的国际行动提供参考。主要结论为：区域贫困治理思想包括贫困空间分异、贫困区域开发策略和贫困区域管理3个方面,与精准扶贫方略服务于精准扶贫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为精准扶贫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工具;依据贫困区域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差异和空间分异特征,以此划分出贫困县域类别、村域类别,并把脱贫难度大、贫困县集中的地区划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于资源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区域开发与发展理论,形成了以东西协作对口支援、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及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组成的区域贫困开发策略;依据贫困区域的鲜明层级体系,构建了“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扶贫对象体系和退出考核评估机制,以及“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组成的贫困区域管理手段。     

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治理基本命题影响的分析

不同的公司股权结构决定了一国不同的公司治理命题。在美英国家公司治理问题是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冲突问题,公司治理改善的讨论和政策措施也在于加强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美英之外的世界上的大型公司都具有集中股权结构的特征,它们的首要治理问题是限制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的盘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由于股权分置的存在而被放大,出现异常复杂的情景。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消除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异化现象,推动股权结构改善,明晰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命题。     

技术型与专业型服务业创新网络治理机制研究

服务创新网络区别于制造业的特质为创新网络治理提出了重大的挑战。本研究通过对技术型服务企业浙江HD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专业型服务企业MS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识别了基于制度的关系治理和基于情感的关系治理两种不同的创新网络治理机制,并发现基于制度的关系治理有助于服务创新网络高效组织非线性的多边协同活动,响应了其网络节点间非线性多边合作的特点,有效提升服务创新;基于情感的关系治理有助于服务创新网络促进高嵌入性知识流动,响应了其网络节点之间知识边界高度模糊、关系中流动的知识资产高度嵌入的特性,从而促进服务创新。这一知识型服务业创新网络治理机制对服务创新影响机理的分析框架,深化了网络治理理论在服务业情境中的拓展,并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有着重要启示。     

管理层风险特质、董事会治理与科技保险参保意愿

本文综合行为金融、公司治理和公司金融理论构建科技保险参保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基于浙江省635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第一,管理层风险偏好和管理层风险认知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保险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风险喜好型管理者更倾向于采取风险自担策略,抑制科技保险需求;而较高的风险认知则有助于提升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的意愿。第二,良好的董事会治理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管理,独立董事占比越高,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的意愿越强。第三,管理层风险认知在董事会独立性与企业参保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意味着董事会治理可以通过影响管理层风险认知,间接作用于企业的风险管理决策。     

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分析和对策建议

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证券监管机构监管上市公司的主要途径，信息披露制度是各国证券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在我国，上市公司受《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双重规制，信息披露在这两个法律中均有所要求。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各上市公司屡屡违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行为不断发生，广大中小投资者往往成为证券交易的最终牺牲品。因此，本文就信息披露制度原理，结合有关事实、案例，探究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不规范的现状、原因，并针对现有的信息披露制度及其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积极对策。     

公司治理与连锁董事间的网络

本文从社会镶嵌的角度,探讨连锁董事和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对公司治理及企业绩效的潜在作用机制.企业的连锁董事网络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三个机制:社会监督、网络寻租和注重集体忽视个体.最后,文章讨论了未来潜在的研究方向.     

国家治理信息机制的要素分析

文章认为信息机制不仅具有国家治理体系的属性,而且属于国家治理能力范畴,信息机制不仅是一种信息管理的制度安排,也是政府信息能力的体现。文章提出了价值观念、制度安排、组织实体和信息工具的信息机制四要素分析框架,阐述了信息机制四要素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提出了在开放科学的理念引领下,构建信息、资源和处置权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加强多元协同的政策共同体建设,增强信息工具的公共物品属性,四要素综合协调,多维度发力的完善国家治理信息机制路径。     

档案部门参与社会治理的背景、要求与路径

档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在档案领域的应用,是对传统档案公共管理思维与模式的继承与重构。本文以社会治理与档案事业管理相互影响为逻辑起点,阐释档案部门参与社会治理的背景与要求,同时结合现存难点提出应对策略。     

档案治理视域下社会正义的实现路径研究

社会正义是档案治理的内核所在,走向正义的档案治理才会抵达善治,探讨档案治理视域下社会正义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框架下,结合罗尔斯的正义观,我们得出公平的社会正义奠定档案治理的基石,良序的社会正义贯穿档案治理始终,共享的社会正义勾勒档案治理的前景。我们可以通过夯实实现社会正义的档案法治基础、建立契合社会正义的档案治理程序、培育多元治理主体的社会正义信仰来打造充满社会正义的档案治理。     

关于教育治理的理论构思

传统体制中严格区分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等概念趋于模糊,传统的统治与管理的模式越来越被民主决策、学会妥协、公开透明、解决问题等治理要素所替代。从治理的理念出发,教育治理的理论构思应包括:首先要尊重教育主体的多元化,教育的目标既要符合国家发展的最高利益,也要保证教育举办者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其次要以契约联结政府与学校。大学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求恰当的定位,避免无休止的博弈,最佳策略便是与政府和社会其他合作伙伴建立契约;再次是建立协商式的教育决策机制。尽管不同社会集团或阶层,不同社会个体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而正是不同的教育诉求,构成教育决策领域的广泛空间,经过对话、讨论和协商,总会达到某种共识。即使求得共识的过程可能漫长复杂,却可以避免少数人决策的武断和政策执行中的困难;还要以评估为教育政策调节工具。国家投资于教育,对教育质量理应关注,公众作为教育"消费者"也希望知晓教育目标的实现状况,教育者更有责任向社会报告其行为的结果。而达此目的之基本途径就是教育评估,先是获得教育质量与管理的客观信息,然后才有可能实施理性的政策调整与改革;最后要以系统导航来构建教育宏观管理机制。教育系统导航主要由获取信息、诊断现状、确定行动和解决问题等相互衔接的四个阶段构成,无所谓始,无所谓终,循环往复,但总要与所确定的目标相联系。中国教育改革正处于继续发展的关键时刻,而关键之关键则是要建立新的教育改革决策机制、教育管理协商机制、教育政策保障机制和教育系统监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