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法律责任的法理分析

在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聘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为其产品、服务代言宣传是众多企业的选择,广告代言人也成为一类新的社会群体。中国明星代言广告泛滥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认为明星代言"事故产品"的事件屡次发生,他们不应该只知道拿代言费,更应该对此事件负责。     

诉讼调解问题探讨

诉讼调解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调解本身也暴露出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诉讼调解是否存在让无理一方获得不当利益、当事人是否真的享有完全意思自由、调解能否实现公平正义理念、调解是否会导致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增加、调解会不会引发诉讼膨胀等。本文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对诉讼调解应该坚持的原则进行梳理,即事清责明原则、合法性原则、可执行性原则以及程序正义原则。     

虚假宣传保荐人归责问题辨析——由“三鹿奶粉案”引发的思考

《广告法》调整的主体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包括个人。而在《食品安全法》的规制下,个人被列入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范围。广告保荐人被课以严格责任和连带责任,成为民愤之宣泄口。保荐人的地位和经营者大不相同,在广告中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其权利、义务统一于合同行为之中。广告保荐人和消费者的关系并不是对立关系。法律就不应当课以比经营者更重的严格责任,也没有理由让其承担所谓的连带责任。     

李世民与魏征关系新论

长期以来，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一直笼罩在明明君与贤臣的光环下，但对这种关系之后的深层次原因，学界讨论尚少。历史的真相是：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特别是山东问题，决定着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李世民利用魏征以笼络山东豪杰，并达到制约山东士族集团的目的；魏征则恃以山东势力，在中央维护山东豪杰的利益。随着山东问题重要性的下降，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从重重假象中逐步显露出来。     

论用期刊影响因子评价论文作者的逻辑前提与局限性

目前,用期刊的影响因子取代论文的实际引用次数来评价作者或科研成果,是一个争议的问题.从影响因子的概念、应用于评价的前提条件和其局限性等方面入手,分析采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价论文作者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合理地将影响因子作为科研绩效评价工具提供参考.     

上市公司会计造假问题的深层分析

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固然有其自身利益的驱动，但也和我国目前与证券市场有关的监管制度不健全，监督体系不完善以及证券市场上的其他参与包括证券公司，会计师事所等中介机构的不规范运作有很大的关系。要解决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问题，应在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健全与证券市场有关的监管制度，监管体系和监管手段，强化对上市公司会计造假行为的外部约束。     

网络威胁态势预测的抗体虚警概率阈值估计

对网络攻击信号检测中,需要对网络威胁态势预测的抗体虚警概率阈值估计,提高攻击信号检测性能。传统方法采用伪随机时频跳变的信息容量估计方法实现阈值估计和攻击信号检测,当攻击信号为非线性谐振信号时,检测性能不好。提出一种改进的网络威胁态势预测的抗体虚警概率阈值估计算法。构建多路复用器输入输出网络威胁态势预测算法,通过病毒信息特征预处理为免疫性分析提供信息特征数据基础。得到网络跳变向量和观测向量的标准正态阈值,将网络接收端和发送端数据的信息熵作为信道传递向量函数,在人工免疫进化过程中实现对免疫节点的抗体的虚警概率阈值估计,提高网络攻击信号的检测性能,降低网络威胁态势抗体虚警概率。仿真实验得出,该算法得到的估计结果精确,有效提高了攻击信号的检测性能,确保网络安全。     

从虚假到真实:集体主义教育反思

过往的教育实践中由于对集体主义的机械理解,使得集体主义教育理念发生异化,即强调个人对集体的绝对依顺和服从,导致个人自由个性的丧失,使个体成为丧失主体性的残缺的存在,无益于和谐集体的建构.从马克思关于真实集体主义的立场出发,应该在教育中树立以促进个人自由发展为主线的集体主义理念,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是自由的,集体为个人自由发展提供条件和保障,从而使得教育在造就丰富个性的人的同时,也迎来集体的盎然生机.     

对《竹取物语》的“物语性”的探究

《竹取物语》成书于公元9世纪末到10世纪初,作者不详,一般学者认为是僧人等知识分子[1]根据口头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进行加工创作的。它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物语[2],被称为"物语之祖"[3]。同时作为用假名文(日本固有的文字)书写的早期的物语,对后世物语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日本文学史上自然占据重要的地位。有日本学者指出:"假名散文以及虚构物语都是以《竹取物语》为起始的,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看法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而无需再做强调。"[4]长期以来,《竹取物语》正是以其物语性而广为流传,本文就其物语性稍作探究。     

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方性内涵与路径--以陕西省为例

西北地区属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后发地区且受生态环境制约程度较高,存在城镇化水平偏低、城乡差距较大、小城镇半城镇化水平虚高以及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等问题。在国家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以陕西省为例,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地方性内涵与路径进行了探讨,进而提出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产城融合、统筹城乡、生态优先、传承文化的内涵本质,提出消化“存量”与扩张“增量”并举、构建开放型新型城镇体系、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因地制宜推进区域差异化发展、强化特色产业支撑及结合移民搬迁推进城乡一体化等路径,以期为西北地区城镇化路径研究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