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兰州灾荒探析

民国时期,兰州自然灾害频发,灾荒严重,几乎无年不灾,给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危害。其特点主要有：普遍性和多样性,高度频发性和突发性,群发性和伴生性,损失的严重性。成因有：地理条件,战争不断,环境恶化,政府职能缺失。面对严重的灾荒,当时的政府救灾力度不大,而民间的救济则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论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

民事案件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执行人救济制度的不完善。以＂高效、公正、合理＂为原则,建立科学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对解决民事执行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走出农村贫困治理困境的对策探讨——以河北省石家庄市为例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社会焦点问题之一。进入转型期后,政府的种种扶贫开发对策效果不佳,农村贫困治理工作陷入困境,表现为：＂输血式＂扶贫造成消极依赖,＂造血＂工程事与愿违,脱贫人口返贫率高,贫困代际传递明显,政府干预效果下降。贫困治理的理念未能体现权利与义务的均衡、贫困主体素质偏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保障主体单一是贫困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要走出贫困治理困境,必须对症下药,实现贫困治理理念、贫困主体、投资主体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共同改善。     

浅谈我国环境侵权制度

环境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健全完善我国的环境侵权制度是当前的一项迫切的任务。文章以环境侵权行为为切入点,分析了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介绍了我国环境侵权的现状及存在原因,提出了完善我国环境侵权制度的一些建议。     

唐中后期人口损耗与藩镇割据

唐代前期人口不断增长,至玄宗天宝末年达到顶峰。安史之乱后,全国人口出现了剧烈下降,而后伴随着长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人口增长缓慢,而且波动明显。造成唐中后期人口损耗严重的原因很多,但藩镇割据的特殊政治格局,战乱频发,是导致唐朝中后期人口损耗严重、人口数量恢复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藩镇割据导致的战争、灾荒、徭役直接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耗;藩镇割据导致的人口迁徙流亡、户籍隐漏,对人口数量的"名义"损耗也有相当明显的影响。     

明代辽东灾害救治述论

明代辽东自然灾害频繁,其中水旱灾害次数多,破坏性较大,给辽东军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辽东地处东北边疆,在军事上对明朝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明朝政府十分重视辽东地区的救灾工作,采取过蠲免、赈济、中盐、暂开海禁等多种救治措施,但重救灾轻防灾的做法,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我国见义勇为立法问题探析——以美国法的比较和借鉴为基础

2009年10月发生的轰动全国的长江大学生舍身救人事件．令立法者对突破特殊关系实施救助的必要性进行深思。比较中美两国对“好撒马利亚人”立法的历史、发展及现状,可以看到我国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保护和救济的迫切性。尤其在赋予见义勇为者有限的豁免权及加强对见义勇为者的权益保护及如何救济方面,我国需要进行明确立法,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事件的发生。     

中国自然灾害减灾救灾标准完备性评价

探讨中国减灾救灾标准的现状及其完备性对健全和完善减灾救灾标准体系意义重大。基于中关两国现有的自然灾害减灾救灾相关标准,分析了两国现有减灾救灾标准数量上的差异;同时采用故障树分析方法,从综合、灾害监测预警、救灾准备、灾害应急响应、灾后恢复重建和减灾6个方面构建了自然灾害减灾救灾标准的故障树。评价了中国自然灾害减灾救灾标准的完备性。结果表明：中关两国已颁布的自然灾害减灾救灾相关标准在数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中国共有减灾救灾相关标准779条,美国共有263条;中国现有标准中国标、行标、地标和企标分别有180条、358条、233条和8条;中国现行自然灾害相关标准有664条,其中强制性标准150条、推荐性标准493条和指导性文件1条;中国自然灾害减灾救灾相关标准的完备度为77．9％;地震和生物灾害减灾救灾标准的完备度较高,分别为89．1％和88．2％,海洋灾害减灾救灾标准的完备性相对较低,完备度为51．0％。目前中国在自然灾害减灾救灾领域缺失需要完善的标准内容涉及应急预案的管理、社区综合减灾、灾情信息共享、防灾减灾能力评估、次生灾害防范和处置、生态系统恢复、灾区动物疫病监测与防治等。     

浅论防汛抗旱工作措施

确定各种不同型式的降水蓄渗工程位置,查明地质条件,确定断面尺寸及基础处理方式,做出施工组织设计。全面抗旱是指从主要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转变为包括生态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从注重农业效益转变为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从被动抗旱转变为主动防旱。     

运动员救济性权利研究

救济性权利为原权利的保障,是为一项基本人权。在运动员原权利遭受侵犯时,应有权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运动员救济性权利的类型主要有申请调解、仲裁和提起诉讼与申诉的权利等。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运动员欲行使救济性权利时往往陷入投诉无门的困境,故首先需要在救济制度上进行完善,或者建立专门的体育仲裁,亦可在设立专业的体育法院或在现有法院系统内部设立体育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