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性抑或颠覆性：金融集聚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200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金融集聚的创新激励效应。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颠覆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且这种提升效应因地理区位和集聚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异质特征。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后发现,金融集聚可以通过缓解资本要素扭曲和劳动力要素扭曲两种途径间接促进技术创新,且在金融集聚对颠覆性创新的激励效应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资本要素扭曲缓解,而在对渐进性创新的激励效应中劳动力要素扭曲缓解是主要路径。在空间特征方面,由于金融集聚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对颠覆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提升作用只在本地区体现,并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抑制邻近地区技术创新。在非线性特征方面,金融集聚对颠覆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的影响程度和方向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经济发展和产权结构门槛的约束下,金融集聚发展的驱动功效呈现边际递增态势;但只有在适度的政府引导和对外开放条件下,金融集聚才能更好地发挥创新激励效应,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知识产权环境与区域创新——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

综合考虑知识产权制度体系、服务体系和知识产权意识等因素,探索从金融发展的视角研究知识产权环境与区域创新的关系。利用我国31个省份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用固定效应模型开展直接效应、间接传导、异质性传导机制分析,实证探究知识产权环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环境的优劣与区域创新产出有明显的正相关性,金融发展在知识产权环境对区域创新的直接和中介效应中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改善知识产权环境可以增强金融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同时抑制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知识产权环境改善对东部地区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作用较小。根据研究结果,从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以及树立知识产权意识3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高等教育私人支出、家庭贡献与资助需求分析

自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实行成本补偿制度以来,高等学校收费和学生资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高等教育的私人支出有多少?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能贡献多少?学生资助能否弥补贡献能力与必需支出之间的差距,从而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本文通过大学生问卷调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对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与评价的影响

本文立足于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前后的比较,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与预算安排形式,论述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对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模式所带来的影响;从教育经费“法定增长”指标的考核办法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变化,论述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对财政性教育经费评价体系所带来的影响。     

关于成人高等教育实行学分制管理模式的思考

笔者通过近几年工作的实践和体会,对成人高等教育实行学分制管理模式提出几点思考。首先提出实行学分制的前提条件,然后对实行学分制的具体措施进行了一些探讨,最后对实行学分制易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Business schools,the anxiety of finance,and the order of the ‘middle tier’

Financial imagination plays a fundamental, yet ambivalent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hierarchies within and between business schools, and in business life at large. This study examines this process in the ‘middle tier’ of business education: that is, in the social space in which students and instructors understand themselves to occupy a ‘mid-range’ position within an order of excellence and success. Largely articulated through business school rankings, this order strongly relies 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financial curriculum, proficiency in which is understood as both a proxy for smartness and a sign of moneymaking capacity. In the ‘middle tier’, this order manifests in the form of an anxiety: an order that, though legitimate, is thought not to be attained, or hardly attainable. The study draws from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 in a ‘middle tier’ business school with attention to how finance is made sense of in relation to an alternative curriculum, an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im of ‘making it to the top’. A comparison with a ‘top tier’ business school allows furthering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order of business schools relies on the anxiety of finance in order to reproduce an acquiescence to dominant financial imagination.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比较及对策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比较分析、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围绕企业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运营能力和偿债能力4个方面,对2012~2015年我国不同登记注册类型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主要财务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1）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实现正向增长,盈利能力强弱顺序为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及国有企业;（2）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增长速度较快,成长能力强弱顺序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3）运营能力强弱顺序为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4）企业偿债能力强弱顺序为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国有企业、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5）总体而言,近4年来集体所有制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各方面能力均较强,但其余5类企业在各方面能力上的强弱差异性过大,两极分化问题非常突出。据此,以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为切入点,从企业组织形式转型、创新创业、品牌建设、政策扶持、人才培养、融资约束、贸易环境等8个方面,提出了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西部地区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研究

利用面板模型对西部地区1978—2009年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信贷投入促进农业产出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而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方面则显得比较乏力;农业信贷资金的产出弹性逐渐得到改善,农业产出对信贷投入的响应更趋积极;农业产出和农村居民收入对农业信贷利率的变化不敏感,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的现象依然普遍;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存在省际差异。因此,应完善农业信贷的征信机制,增加农业信贷资金的有效供给并调整投入结构,调整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结构,改善农民收入结构,以增强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     

我国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扶持与促进建议

理论和实践表明,要克服农村金融领域的市场失灵,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以及实现农业信贷与保险有机对接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探索。今后,不但要注重农业已存在的不同金融需求,更应大力打造不同类型的金融生态,规范发展地方性农村金融机构,扩大农村金融供给,激活、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同时,要发挥财政、信贷资金相互协调的配套作用,并建立完善农村征信体系。     

房产税改革的方案选择及财税效应分析

对房产持有环节开征房产税具有国际通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房产税改革是新一轮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国内主要城市的房产税改革方案及其财税效应分析表明：采用无差别税率征税方案的优势在于减少征管成本、确保居民纳税义务的公平性,劣势在于造成纳税人税负过重、不利于调节财富分配差距;而按住房面积采用递进税率征税方案的优势在于能够调节贫富差距、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劣势在于容易被纳税人投机取巧而逃避高税率和监管。权衡利弊,“每人享受一定面积的减免,根据住房面积大小、基于公告价值或评估价值按不同税率征收”的方案,可作为今后房产税改革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