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文化心态对北朝诗赋文体的吁求——对北朝诗赋特质成因的文体学考察

文体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在其话语体式的背后,有一个话语主体的心理—精神结构所指向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家创造的话语符号结构,与其精神、心理结构具有同构对应性。文体作为文学话语的结构模型,既受到文化的制约,也同样表征着文化。特定文化中主体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结构,包括体验世界的心理图式,是文学文体话语体式演化的内在规律。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化往往以胡、汉文化,也即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为表征。文化的整合形成北朝士人的特殊文化心态,如文化隔漠心态,畏祸心态与羁臣心态等。这是造成北朝诗赋凝重古奥的文体特点的内在原因。     

谈郭沫若与徐志摩的一场诗争

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最著名的诗人。徐志摩对郭沫若的《女神》非常推崇,然而对其《重过旧居》一诗则提出批评,认为他的＂泪浪滔滔＂夸张失实,是＂伪诗＂,遂遭到成仿吾的回击。徐志摩因不了解郭沫若创作此诗时的生活状况和心情,更没有体验过生活＂重大的变迁＂,因而其批评是失当的,也不合诗学批评的原则。之后,两人虽有过互访和互宴,但终因志趣不同、思想分野而分道扬镳。     

论《宋诗删》

《宋诗删》主要根据《宋诗钞》删订而成,并继承和发扬了后者的遗民宋诗学思想,选诗突出宋诗的伦理价值,追求＂以诗存史＂,偏尚悲慨刚健的风格,部分收录诗歌反映了清初遗民的复杂心理。《宋诗删》对《宋诗钞》＂宗宋＂过甚的倾向提出批评,选诗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唐选宋＂的倾向,这也是对清初诗坛宗宋流弊的一种批判。     

吕进新诗文体学理论

新诗文体学的研究是新诗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吕进的新诗文体学理论有着坚实的品质和丰富的内容。他从创作和理解新诗作品出发,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新诗文体学理论、审美视点、言说方式、＂对话与重建＂,新诗二次革命成为吕进新诗文体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主题。中国现代诗学要实现与中国传统诗学和外国现代诗学的对话,在迈进21世纪以后的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中国新诗的美学使命。     

论朱生豪莎剧中的诗歌翻译

朱生豪所译莎剧是中国莎士比亚翻译史上的杰作,但也有人称之为＂散文体＂译本,没有＂还莎士比亚的本来面目＂。以朱生豪所译莎剧中的诗歌为例,探讨其在诗歌翻译方面独树一帜之处。     

音乐与乐府诗关系探微

音乐与乐府诗的联系十分密切,文人为了音乐的需要而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开始了文人乐府诗创作的源头,又因乐曲的失传而开始了脱离了与音乐的联系的诗歌创作,使得乐府诗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文人乐府诗虽然渐渐远离了音乐的束缚,但相互间的潜在联系依然存在。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草意象探析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众多意象中,草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意象。草意象自形成以来逐渐发展定型为离别相思的审美符号,为历代文人所使用。由于草意象意蕴的不断丰富和深化以及表达方式的多样、审美情感的积淀,草意象的审美效果不断增强。了解草意象的审美符号功能及其表达方式,可为解读古代诗歌作品提供便捷的途径。     

《静夜思》英文翻译的概念隐喻分析

中国古诗的英文译文常常被认为是依赖性文本,其存在依赖于诗歌本身,因此对于古诗英文翻译的研究相对较少。其实诗歌翻译是不可缺少的,它的交际目是将诗歌本身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语国家读者。本文旨在通过对唐诗《静夜思》的不同英文译本采取概念隐喻理论进行分析,希望对认知翻译界面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理论空间。     

论钟嵘《诗品》对任昉诗歌的评价

任？的诗受到钟嵘的重视,能与谢脁、沈约同列中品。然而,后人多以偏概全,只偏执于钟嵘对任诗的毁,忽视了钟嵘对任诗的誉,只视任昉为＂动辄用事＂的罪人,并没有真正理解钟嵘对任昉评价的用心。事实上,任昉的诗歌继承汉魏以来的建安风骨,具有＂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的优点,这与钟嵘的审美理想是一致的。     

试论秦观词情韵兼胜的和谐之美

秦观词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视作品的情感与韵味、辞采之间的平衡。秦观在秉承词长于言情的传统的同时,非常注重词的协乐性,并且在创作中强调含蓄蕴藉的审美标准。其词作往往既具有浓郁的情感内涵,又极富声韵,饶有余味,从而使得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情韵兼胜的和谐之美。